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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没有劳动合同

清晨六点半，李建国的闹钟准时响起。他摸索着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工装，踩着吱呀作响的旧自行车，朝着五公里外的建筑工地赶去。这是他在这家建筑公司工作的第八个年头，每天重复着搬砖、搅拌水泥、搭建脚手架的工作，手掌上的老茧厚得像层铠甲，却始终没见过一份正式的劳动合同。

一、模糊的“口头约定”

2017年春天，李建国跟着老乡从河南老家来到这座南方城市。当时工地包工头拍着胸脯说：“老李，咱这儿不兴签那玩意儿，工资按月结，年底还有奖金，你放心干！”他没多想，毕竟身边的工友大多如此——大家来自天南海北，文化水平不高，对“劳动合同”的概念停留在“签不签都一样干活”的层面。最初几个月，工资确实能按时到账，可从第二年开始，拖欠成了常态。包工头总能找出理由：“甲方还没打款”“下个月一起发”，李建国和工友们只能一次次妥协。

没有合同，就意味着没有考勤记录、没有工资条、没有社保缴纳凭证。他的工作证明，仅仅是工地上那顶印着公司名称的安全帽，以及手机里几条催薪的短信。有一次他生病住院，包工头只给了500块钱就让他“先回家休养”，医药费全得自己承担。躺在廉价的出租屋里，他望着天花板上的霉斑，第一次意识到：没有那张纸，自己在这座城市里，就像个随时会被风吹走的影子。

二、沉默的“行业潜规则”

在建筑行业，不签劳动合同几乎是公开的秘密。李建国所在的工地有三十多个工人，只有几个负责技术的“老师傅”签了合同，剩下的人都和他一样，靠着口头约定维系着劳动关系。2020年疫情期间，工地停工三个月，公司以“没干活就没工资”为由，拒绝支付基本生活费。李建国去找包工头理论，对方却翻了脸：“当初又没签合同，你凭什么要工资？不想干就滚蛋！”

他不是没想过维权。有一次在劳务市场等活时，他看到法律援助中心的宣传车，鼓起勇气上前咨询。工作人员告诉他，只要能证明事实劳动关系，即使没签合同，也可以通过仲裁要求公司赔偿。可当对方问他有没有工牌、工资流水、考勤记录时，李建国却支支吾吾说不出来——工资都是现金发放，考勤靠包工头手写登记，工牌早就被汗水泡烂了。唯一的证据，是工友们的证言。可当他找到相熟的老乡时，对方却摇着头拒绝：“老李，咱都在人家手底下吃饭，谁敢去作证啊？万一被报复，以后还怎么在这行混？”

沉默像一张网，笼罩着整个工地。工友老王去年在脚手架上摔断了腿，公司只赔了两万块就打发了事。老王哭着说：“我上有老下有小，这点钱连后续治疗费都不够！”可他最终还是接受了——没有合同，工伤认定遥遥无期，拖下去只会更糟。李建国看着老王一瘸一拐离开工地的背影，心里像被石头压住：原来在生存面前，尊严和权益，有时真的只能往后退。

三、迟到的“觉醒”

改变发生在2024年夏天。那天下午，工地上新来的大学生技术员小张不小心被钢筋砸伤了脚。小张是正规大学毕业的，来工地第一天就要求签合同，公司拗不过他，只好补了手续。受伤后，公司不仅全额报销了医药费，还按工伤标准给他发了停工留薪期工资。看着小张躺在医院里安心养伤，李建国突然觉得胸口一阵发闷——同样是受伤，为什么有人能理直气壮地享受权益，而自己却只能忍气吞声？

那天晚上，他第一次没有按时睡觉。翻出手机里存了很久的法律援助电话，他犹豫了三个小时，终于按下了拨号键。这一次，他不再是一个人。几个年轻的工友听说后，主动找到他：“老李，我们跟你一起去！大不了换个地方干活，不能再这样被欺负了！”他们开始偷偷收集证据：有人用手机拍下每天的考勤表，有人偷偷复印了工地上的施工日志，还有人找到了以前的工资发放记录——虽然是手写的，但上面有包工头的签名。

仲裁开庭那天，李建国特意穿上了过年才舍得穿的新衬衫。当仲裁员问他“是否愿意调解”时，他深吸一口气，摇了摇头：“我不要调解，我只要公司给我一个说法。”最终，仲裁委认定他与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判决公司支付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补缴八年社保，并赔偿拖欠的工资和工伤损失。拿到判决书的那一刻，他的手不停地发抖，眼泪砸在纸上，晕开了一小片墨迹。

四、未竟的“公平之路”

如今，李建国依然在工地上干活，但他有了一张崭新的劳动合同。他把合同工工工整整地塑封起来，放在贴身的口袋里，就像揣着一块滚烫的烙铁。他开始主动给新来的工友讲劳动合同的重要性，帮他们看合同条款，提醒他们保存好工资凭证。有人笑他“多管闲事”，他却认真地说：“我以前吃过的亏，不想你们再吃一遍。”

可他心里清楚，这条维权的路还很长。就在上个月，他听说邻市有个工地因为工人集体要求签合同，包工头直接卷款跑路，留下一群拿不到工资的工人。还有些小公司为了规避责任，故意把工人的工资拆成“基本工资+现金补贴”，用个人账户发钱，让劳动关系变得更加隐蔽。李建国偶尔会想起八年前那个刚到城市的自己，如果当时有人告诉他“劳动合同是你的护身符”，他会不会少受些委屈？

夕阳西下时，工地的塔吊停止了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