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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城市坊郭制度研究

引言

站在开封城的遗址上，望着现代都市的车水马龙，很难想象一千年前这里曾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清明上河图》里的虹桥两岸，酒旗招展、人流如织；《东京梦华录》中“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的记载，道尽了宋代城市的烟火气。这种繁荣的背后，除了商品经济的勃兴，更离不开一套精密的城市管理制度——坊郭制度。它不仅是宋代城市治理的核心框架，更是中国古代城市从“里坊制”向“厢坊制”转型的关键纽带。本文将沿着历史的脉络，从制度溯源、核心内涵、运行机制到历史影响，揭开宋代坊郭制度的真实面貌。

一、制度溯源：从“里坊制”到“坊郭制”的千年嬗变

要理解宋代坊郭制度，必须先回溯其“前身”——唐代的里坊制。自秦汉以降，中国城市管理长期遵循“坊市分离”原则：居民区称“坊”，商业区称“市”，二者用围墙严格隔开。唐代长安城的108坊与东西二市，便是典型代表。每座坊都有坊门，晨鼓暮鼓控制开闭，“六街鼓绝行人歇，九衢茫茫空有月”的诗句，正是这种封闭管理的真实写照。

但到了晚唐五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僵化的制度逐渐松动。长安城的崇仁坊“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扬州的“十里长街市井连”，都在诉说着坊墙的崩塌。入宋以后，太祖赵匡胤虽曾试图恢复坊市制度，甚至下诏“禁夜市”，但很快发现“诏下而民不从”——汴京的州桥夜市、马行街夜市依旧灯火通明。《宋会要辑稿》记载，太宗至道元年（995年），朝廷正式“许京城夜市”，这标志着官方对坊市界限的默认突破。

在此背景下，“坊郭”一词开始频繁出现于宋代文献。“坊”指原有的居民区，“郭”指城墙外的郊区，二者合称“坊郭”，逐渐演变为“城市”的代称。而“坊郭制度”，正是围绕城市居民管理、空间规划、经济调控形成的一套完整体系。它不是对唐代制度的简单否定，而是在保留部分管理传统的基础上，适应商品经济需求的创造性转化。

二、核心内涵：坊郭制度的三大支柱

（一）户籍管理：从“市籍”到“坊郭户”的身份革命

唐代城市居民需另立“市籍”，被视为“贱民”阶层，不得参与科举、担任官职。这种歧视性政策在宋代被彻底打破。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诏令：“诸州府市井子孙，不得应举”的旧制“宜除之”，明确取消市籍限制。取而代之的是“坊郭户”这一独立户籍类别，与“乡村户”并列成为国家编户齐民的两大体系。

坊郭户的划分极为细致。按财产多寡分为十等（后简化为五等），一等户多为富商大贾、房产主，二等户是中等商人、手工业者，三等以下则是小商贩、脚夫、工匠等。《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熙宁十年（1077年）汴京坊郭户达97750户，占总户数的62%，可见城市人口已占相当比例。更值得注意的是“客户”的纳入——那些无房产、租住在城市的流动人口，也被正式登记为坊郭客户，享有部分市民权利。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正如南宋学者李心传所言：“坊郭客户，皆四民之末，然亦不可无也。”

（二）赋税体系：从“土贡”到“科配”的经济调控

坊郭户的赋税义务与乡村户有显著差异。乡村以田税为主，而城市则以“宅税”“地税”“商税”为核心。宅税即房屋税，按房屋面积、位置分等征收；地税是宅基地税，《庆元条法事类》规定“诸州县镇寨城内民户居宅地，皆令自陈，输地税”；商税则包括住税（货物存储税）和过税（货物流通税），宋神宗时全国商税年收入达2200万贯，占财政总收入的30%以上。

除了常规赋税，还有“科配”制度——官府根据需要向坊郭户摊派物资或劳役。比如修建城墙需征调竹木，举办庆典需采购丝帛，这些物资由各等户按资产比例分担。看似负担沉重，但科配也有“优恤”条款：灾年可减免，贫困户可折钱代物，甚至允许以劳役抵税。更重要的是，科配的广泛存在，反映了政府对城市经济的深度参与，也侧面说明坊郭户已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

（三）空间治理：从“坊墙”到“厢坊”的管理创新

如果说户籍和赋税是“管人”，那么空间治理就是“管地”。宋代城市打破了唐代坊墙的物理界限，但并未陷入无序，而是创造了“厢—坊—巷”三级管理体系。以汴京为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设8厢，每厢辖若干坊，每坊下分若干巷。厢设厢吏，坊有坊正，巷有巷长，形成“分层负责、条块结合”的管理网络。

这种制度的精妙之处在于“弹性”。大的厢管数万人，小的厢仅数千人；繁华的“御街”坊可能只有一条主街，偏僻的“郊郭”坊则包含多个自然村落。更值得一提的是“消防”与“治安”的专业化。汴京每坊设“军巡铺”，昼夜巡逻；高处建“望火楼”，有专人瞭望，发现火情立即击鼓报警，潜火兵（专业消防队）“分番巡警，以防火灾”。《东京梦华录》记载，一次大相国寺失火，潜火兵“须臾便至，不劳百姓”，足见其效率之高。

三、运行机制：制度背后的“人”与“事”

（一）基层管理者：从“坊正”到“市民代表”的角色转变

坊正，是坊郭制度的最基层执行者。唐代坊正多由官府指定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