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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水利组织与农民参与

一、引言：水脉里的生存智慧

站在江南的田埂上，看青灰色的水渠如毛细血管般蔓延向四方，很难不联想到千年前的宋元农民——他们用竹筐盛土、用木夯打桩，在长江中下游的水网里织就了一张”水利生命网”。这张网不仅关乎稻谷的丰歉，更串联起国家与乡土、官衙与田舍的复杂关系。宋元时期（960-1368年），中国广义农业区的水利建设进入黄金发展期，从闽粤的梯田到河北的淀泊，从四川的堰渠到两浙的圩田，水利工程的数量与规模远超汉唐。而支撑这些工程的，既非现代机械，也非单一的官方指令，而是一套由水利组织与农民参与共同构建的”活系统”。这套系统如何运转？农民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让我们沿着历史的水脉，去触摸那些被岁月模糊的细节。

二、生存压力与水利需求：宋元水利发展的底层动力

（一）自然环境的”双重性”：水之利与水之患

宋元时期的气候处于”中世纪温暖期”向”小冰期”过渡阶段，整体湿润但降水不均。以长江下游为例，太湖流域年降水量超1200毫米，却常出现”春雨连绵伤麦，伏旱百日裂田”的极端情况。这种气候特征让水利建设呈现”防涝与抗旱并重”的特点——既需要修建圩岸阻挡太湖泛溢，又要开挖河浦引江灌田。正如南宋《吴郡志》所记：“吴中治水，葑田（注：水中的草田）之患甚于旱魃，而潴水之利亦赖陂塘。”

更关键的是人口压力的剧增。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全国人口突破1亿，南宋绍兴末（1162年）仅两浙路人口就达1200万，人地矛盾迫使农民向”水争田”。苏州一带的圩田，原本是季节性被淹的沼泽，通过修筑围堤、建闸排灌，竟能”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涝则闭闸拒江水之害”（《范文正公集》）。这种对水的”再利用”，本质上是农民在生存压力下的主动选择。

（二）国家财政的”依赖性”：农业税与水利绑定

宋元两朝的财政基础是农业税，而水利直接影响税基稳定。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推行”农田水利法”，明确将水利建设与地方官员考核挂钩：“诸县官能劝民修水利，县内田亩增辟者，量其功大小，酬奖有差”（《宋会要辑稿·食货》）。南宋时，朝廷更将”圩田租赋”列为”上供正赋”，规定”圩岸不修致田被浸者，守令黜责”。元代虽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但忽必烈即位后即颁布《农桑辑要》，强调”水利为农之本，务农必先兴水”，并在全国设都水监，将水利纳入国家行政体系。

这种国家与农业的深度绑定，让水利从”民间私事”变成”国计大事”。但有趣的是，国家机器的介入并未取代农民的主体性，反而催生出更复杂的水利组织形态。

三、体系化的水利组织：从官方到民间的协作网络

（一）官方主导型：行政体系下的水利管理

宋元的官方水利组织可分为中央与地方两级。中央层面，北宋前期由三司”河渠案”兼管，熙宁后设”都水监”为专职机构，掌”内外河渠、堤堰、桥道”；南宋因偏安江南，都水监事权划归工部，另设”提举常平司”监督地方水利。元代则设”都水监”与”河渠司”，前者掌全国水利，后者分驻河南、江浙等水患频发区。

地方层面，州设”通判”、县设”县丞”专管水利，基层则有”都水使臣”或”壕寨官”（类似工程监理）。这些官员的核心职责是”稽工料、督进度、定规则”。比如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平江府（今苏州）知府沈度主持修复围田，就命各县丞”按图计里，分段立标”，每段派”壕寨官”监督，确保”圩岸高广如式，闸窦启闭有时”（《吴郡复围田记》）。

但官方组织的局限性也很明显：一是行政效率受官僚体系影响，北宋元祐年间（1086-1094年）曾有”都水监文移往复，动经数月，民田坐视堙没”的记载；二是财政投入有限，北宋水利工程的官拨经费多为”常平钱谷”（用于赈灾的积储），元代更规定”小渠由民自办，大工官助其半”（《元史·食货志》）。这就为民间水利组织的生长留出了空间。

（二）民间自发型：基于乡族的水利共同体

在官方触角难以深入的基层，农民自发形成了多种水利组织，最典型的是”堰甲”“水甲”和”水利会社”。

“堰甲”是围绕某一堰坝形成的管理团体，成员以受益农户为限。如宋代四川都江堰灌区，每座支渠设”堰甲”，由甲头负责征调劳力、管理放水。《宋会要》记载，眉州通济堰有”堰甲三十人，分管三十六庄，每庄农户十至二十户”。甲头多由”田多力强”的富农担任，但需经全体会员推举，“不得私相授受”（《名公书判清明集》）。

“水甲”则是按灌区划分的协作单位，重点在用水分配。南宋两浙路的”水甲”常以”都”（宋代基层区划）为范围，每甲设”甲长”，负责制定”水历”（用水时间表）。比如衢县某水甲的”水历”中规定：“上田寅时（3-5点）开闸，中田巳时（9-11点）接茬，下田申时（15-17点）收尾，违者罚谷三斗，充修堰之用”（《新安志》引民间碑刻）。

“水利会社”是更松散的互助组织，多由同姓宗族或异姓乡邻联合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