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基层实践困境及其解释——村民自治的视角.docxVIP

一、精准扶贫基层实践的困境表现

在基层的具体执行过程中，精准扶贫政策遭遇了多重困境，这些困境在很大程度上与原有的村民自治体系产生了碰撞。

精准识别中的“人情保”、“关系保”与“维稳保”

困境：理论上，贫困户识别需要经过“户申请、组评议、村公示、乡审核、县审定”等严格程序，其中村民民主评议是关键一环。但在实践中，由于乡村是“熟人社会”，村干部往往面临巨大压力，可能导致：

将资源分配给与自己关系近的家族或人群。

为了村庄稳定，采取“轮流坐庄”、“平均主义”的方式分配指标，导致真正的贫困户被稀释。

不敢得罪村里的“狠人”，导致“精英俘获”——资源被村里的强势群体截留。

项目落实中的“行政主导”与“村民参与不足”

困境：扶贫项目和资金多来源于上级政府，带有强烈的行政指令色彩。为了快速达到考核目标，基层政府往往“替民做主”，选择他们认为见效快、易考核的项目。

项目可能与当地资源禀赋、村民真实意愿和技能不匹配（如强行要求所有贫困户养羊，但有人不具备养殖技术和条件）。

村民被视为被动的帮扶对象，而非发展的主体，其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被虚置，导致项目缺乏内生动力，一旦外部支持撤出，项目便难以为继。

治理资源的“挤占”与“异化”

困境：精准扶贫成为基层政府的“中心工作”，村干部的主要精力被大量的表格填写、数据录入、检查迎检所占据，即“填表扶贫”、“会议扶贫”。

这挤占了村干部处理其他村庄公共事务（如矛盾调解、基础设施建设）的时间和精力。

它使得村民自治组织的功能发生异化，从服务全体村民的“当家人”和“管理者”，异化为主要向上级负责的“政策执行者”，其自治属性被削弱。

考核问责下的“短期行为”与“数字脱贫”

困境：强大的考核压力迫使基层干部追求短期可见的成效，而忽视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长远规划。

可能采取简单发钱发物的“输血式”扶贫，而非培育产业的“造血式”扶贫。

在数据上做文章，夸大扶贫成效，甚至在达不到标准时强行“数字脱贫”，导致后期返贫风险高。

二、村民自治视角下的困境解释

上述困境的根源，在于国家权力的“刚性嵌入”与村民自治的“柔性土壤”之间产生了结构性矛盾。

行政化对自主性的侵蚀：村民自治的“空壳化”

解释：村民自治的核心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然而，精准扶贫作为一种高度精细化的国家政策，其执行链条是自上而下、指令性的。当上级政府将扶贫作为政治任务层层加码时，村委会的“双重角色”（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乡镇政府的“腿”）中，后者的权重被无限放大。

结果：村里的“民主评议”可能流于形式，只是为了完成行政程序；村里的“一事一议”制度可能被搁置，因为项目和资金如何使用早已由上级规定好。这使得村民自治的核心——自主决策，在实践中被架空，陷入了“形式上有权，实质上无权”的“空壳化”境地。

技术理性对地方性知识的排斥：精准的“悖论”

解释：精准扶贫强调“技术理性”，即通过数据、报表、科学指标来管理和衡量贫困。但这套体系往往忽视乡村固有的“地方性知识”——那些非正式的、基于长期共同生活形成的对谁真穷、为什么穷、如何帮才有效的共识性认知。

结果：一个严格按照收入指标算下来不是“贫困户”的家庭，可能因为一场大病、子女上学而实际陷入困境（“边缘户”），但无法得到帮扶。技术化的“精准”反而造成了事实上的“不精准”。村民自治原本是运用地方性知识进行精准微调的最佳平台，但在强大的技术理性面前，这一功能失效了。

压力型体制对村庄社会资本的损耗

解释：村民自治的良好运行依赖于村庄的“社会资本”，即村民间的信任、互惠规范和关系网络。而压力型体制下的扶贫，由于涉及巨大的利益分配，且过程不透明，容易引发村民之间的猜忌、不满和冲突。

结果：围绕“谁是贫困户”、“谁该享受政策”的争论，破坏了村民间的信任和团结。村干部因为执行政策而得罪人，其权威和公信力受损。这种社会资本的损耗，长远来看会严重削弱村民自治的内生基础，使乡村共同体变得更加脆弱。

资源输入与内部治理能力的“内卷化”

解释：“内卷化”指系统外部投入增加，但内部模式没有改进，效率并未提高。大量扶贫资源的输入，如果没有同步激发村庄内部的组织能力和治理能力，反而可能加剧村庄对上级的依赖。

结果：村庄忙于应付上级的资源输入和配套要求，而没有形成自主讨论、决策、管理村内事务的能力。村民自治组织变成了一个“资源分发站”，而非“能力建设平台”。一旦外部资源断流，村庄可能回到甚至不如从前的状态。

结论与启示

从村民自治的视角看，精准扶贫在基层的困境，本质上是?“国家治理”与“乡村治理”在对接过程中发生的摩擦与失调。国家试图通过行政力量和技术手段“穿透”基层社会实现精准目标，却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乡村内生动力的生长。

这给我们的启示是：

未来的乡村治理与振兴，必须重塑村民自治的主体地位。国家政策应从“行政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