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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保险合同解释的现状与完善路径

1保险合同解释的基本理论

保险合同解释是指在保险合同条款的内容或使用的文字发生争议时，法院或仲裁机构依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和常用方法，对保险合同的内容予以确定或说明的过程。作为连接保险活动与司法裁判的重要桥梁，保险合同解释既是处理保险合同纠纷的关键环节，也是平衡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之间利益关系的调节器。保险合同解释具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根源于保险合同的典型特征：一是格式性，保险合同通常由保险人单方面预先拟定，投保人一般只能选择接受或不接受，难以协商修改；二是专业性与技术性，保险合同中充斥着大量专业术语和技术概念，远超普通消费者的理解能力；三是射幸性，保险合同双方义务的履行取决于不确定事件的发生，这种不确定性容易引发解释争议。

保险合同解释的理论基础主要源自于公平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由于保险合同双方在交易能力、专业知识和信息获取等方面处于显著不平等地位，传统的契约自由原则在保险领域受到一定程度限制。当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对合同条款理解不一致时，如果单纯依照传统合同法解释规则，可能导致实质不公平的结果。因此，法律通过特殊的解释规则对保险合同双方的利益进行矫正，以实现实质公平。意大利法学家穆萨利（Mussali）曾言：不利解释规则是针对条款拟定方的经济优势地位的一种矫正手段，其目的在于恢复契约双方的平衡。

保险合同解释遵循多层次的原则体系，包括一般解释原则与特殊解释原则。一般解释原则是适用于所有合同解释的基本方法，主要包括：

文义解释：依据合同条款所使用的文字词的通常含义进行解释；

整体解释：将争议条款与合同其他部分视为整体，通过上下文关系进行解释；

目的解释：根据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探究条款的真实含义；

习惯解释：参照保险行业的交易惯例和实践进行解释；

诚信解释：依照诚实信用原则，平衡双方利益。

特殊解释原则是针对保险合同特性而发展的解释规则，主要包括不利解释原则（又称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以及合理期待解释原则。这些特殊原则体现了保险法对被保险人倾斜保护的价值取向，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2我国保险合同解释的现状与问题

2.1立法现状及局限

我国保险合同解释的立法规定主要集中在《保险法》第30条，该条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这一规定确立了不利解释原则在我国保险法中的地位，其立法理念在于矫正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不平等的交易地位，体现对交易中弱势群体的倾斜保护。

然而，该立法规定存在明显局限性。一方面，规定过于原则和笼统，缺乏具体的适用条件和标准，导致司法实践中理解差异很大。例如，条款在什么情况下构成疑义或歧义，是否所有类型的保险条款都适用不利解释原则等问题，法律均未明确。另一方面，立法仅单一规定了不利解释原则，对国际上发展的合理期待原则等未予涉及，难以应对复杂的保险纠纷。

值得注意的是，不利解释原则的适用位阶在立法上也不清晰。根据学理分析和参考国际经验，该原则应当是最后出场的角色，即首先运用一般解释原则探究条款真意，只有在其他解释方法无法消除条款歧义时，才适用不利解释原则。然而，由于立法表述的绝对性，实践中常被误读为优先适用的规则。

2.2司法实践现状及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保险合同解释规则的适用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不利解释原则的滥用。许多裁判只要保险人和投保人对保险合同的条款发生争议，就简单地适用不利解释原则，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这种绝对化、简单化的适用方式，实际上是对不利解释原则的滥用，有悖于立法的真实意图，也违背了保险法的最大诚信原则。滥用不利解释原则可能导致新的不公正，过度保护被保险人可能损害保险人的合法权益，长期来看会阻碍保险行业的健康发展。

二是解释规则适用位阶不明确。在裁判文中，法院常常未能清晰说明各种解释方法的适用顺序，导致解释结果的随意性和不可预测性。有学者通过对保险纠纷裁判文书的分析发现，相当比例的判决直接适用不利解释原则，而未能先行运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等一般解释方法探究合同条款的真意。

三是不区分条款类型统一适用。保险合同的条款具有多样性，包括格式条款、特约条款、基本条款等不同类型。特别是，有些条款虽然是保险人单方拟定的，但已经保险监督管理机关审批或备案；有些条款则是保险人与投保人协商确定的个别议商条款。现行司法实践往往不对这些条款进行区分，统一适用不利解释原则，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表：保险合同解释主要原则的适用条件分析

解释原则

适用前提

适用位阶

适用范围

不利解释原则

合同条款存在疑义或歧义

最后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