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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货币合作的可行性研究

引言

站在全球经济地图前，东亚这片土地的分量愈发沉重——这里聚集着全球第二、第三大经济体，拥有世界最密集的制造业集群，每年跨境贸易额占全球总量的1/4以上。但与经济体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亚至今没有一个区域性的货币合作机制能与欧元区、美元区相提并论。当东南亚某国企业用美元结算与中国的贸易时，当韩国投资者因美元流动性波动被迫抛售资产时，当日本央行调整利率政策需反复权衡对周边经济体的溢出效应时，这些场景都在无声诉说一个事实：东亚需要更紧密的货币合作，以降低对外部货币的依赖，提升区域经济韧性。本文将从历史脉络、现实基础、潜在挑战与路径选择四个维度，系统探讨这一命题的可行性。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历史演进与现状基础

任何区域合作机制的形成都不是偶然，东亚货币合作的种子早在30年前就已埋下。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冷战结束与全球化浪潮兴起，东亚各国逐渐意识到：单纯依赖单个国家的外汇储备难以抵御跨境资本流动冲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成为关键转折点——当泰铢暴跌引发连锁反应，印尼盾、韩元等货币在短时间内贬值超50%，而国际援助机制反应迟缓，让各国深刻体会到”区域自救”的必要性。正是这场危机，催生了1999年的”东盟+3”（东盟10国+中日韩）合作框架，以及2000年的”清迈倡议”（CMI）。

本世纪前十年，合作从概念走向实践。清迈倡议最初是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集合，规模仅约200亿美元，到2010年升级为多边化机制（CMIM），资金池扩大至1200亿美元，并引入区域经济监测机制。2012年，中日韩三国签署三边投资协定，2020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覆盖15国、占全球1/3GDP的超大自贸区落地，这些都为货币合作奠定了更坚实的制度基础。

如今，东亚货币合作已呈现”多轨并行”的特征：一是以CMIM为核心的金融安全网，在成员国面临短期流动性危机时提供援助；二是本币结算与互换网络逐步扩大，中国与20多个东亚经济体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累计规模超4万亿元人民币；三是债券市场合作（亚洲债券市场倡议）初见成效，区域内发行的本币债券占比从2000年的不足10%提升至近年的35%左右。这些进展虽未达到”单一货币”的高级阶段，但已形成从危机应对到日常交易的多层次合作框架。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可行性经济基础

2.1贸易联系的紧密性：合作的”黏合剂”

衡量区域货币合作潜力的首要指标是内部贸易依存度。根据国际组织统计，近十年东亚区域内贸易占总贸易额的比重稳定在55%以上，远超北美自贸区（约45%），接近欧盟（约65%）。以中、日、韩为例，中国是日本、韩国最大贸易伙伴，日韩分别是中国第四、第五大贸易伙伴；东盟与中国互为最大贸易伙伴，2022年双边贸易额突破6.5万亿元，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5.5%。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贸易格局，天然产生了降低汇率波动成本的需求——当一家越南电子厂向中国出口零部件，再进口中国的芯片组装成成品销往韩国时，三次跨境交易若都用美元结算，需承担两次汇兑损失；若能使用区域内货币结算，企业利润至少能提升1-2个百分点。

2.2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政策协调的”公约数”

货币合作的深层要求是成员国经济周期趋同，否则统一的货币政策可能”削足适履”。过去20年，东亚经济体经历了三次大的外部冲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20年新冠疫情、2022年地缘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在这些冲击中，区域内主要经济体的GDP增速波动呈现明显的同步特征。例如，2008年第四季度，中国GDP增速从13%降至6.8%，日本从2.4%骤降至-12.7%，韩国从5.1%降至-5.1%；2020年第一季度，受疫情影响，三国增速分别为-6.8%、-0.6%、-1.3%。这种同步性源于区域内产业链的深度整合——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日韩的高端制造能力、东盟的资源与劳动力优势，共同构成了”东亚生产网络”，使得外部需求变化会通过产业链快速传导至整个区域。经济周期的趋同，为各国在利率、汇率政策上的协调提供了现实基础。

2.3金融市场的融合度：合作的”催化剂”

货币合作需要成熟的金融市场支撑。近年来，东亚金融市场的开放与融合步伐加快：一方面，股票市场互联互通机制不断完善，“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渠道让区域内投资者能更便利地参与彼此市场；另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在东亚取得显著进展，据SWIFT统计，人民币在东亚跨境支付中的占比从2015年的2.8%升至2023年的8.6%，在东盟部分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已成为第二大跨境结算货币。此外，区域内主权财富基金、养老基金的跨境投资规模持续扩大，例如新加坡淡马锡、中国中投公司在东亚的投资占比均超过40%。金融市场的融合不仅降低了资本流动成本，更培育了市场主体对区域货币的信任，为更深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