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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宪法上的福利权论争

在现代社会，如何帮助和保护贫困者及社会弱者以实现社会正义，已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具有共通性的课题。作为社会保障体系较为发达完善的国家，美国同样也对这一问题予以了关注和讨论。但从公法学维度审视，在美国，福利权究竟是怎样性质的权利?能否将福利权写入宪法?福利权是否受到司法审查的保障?这些都是存有若干疑问的。本文试图围绕有关美国福利权性质的若干基础性问题展开讨论，力图能梳理出一幅较为清晰的学理脉络，以期对我国的制度建构与学理研究有所借鉴。

一、美国福利权展开的历史语境

最初于1787年颁布的美国宪法并不包涵权利法案。之后，1791年12月15日，通过了宪法前十条修正案，被通称为《权利法案》。但当时制宪者的首要关注在于抵御政府权力滥用。因此，权利法案中更多出现的是诸如“不能”、“禁止”此类的文字。这些规定大多被认为是对消极权利的保障，保护个人自由和权利不受侵犯;[2]当时的制宪者未曾预想到福利权入宪的问题，更不曾对其展开过讨论。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也认为将经济和社会权利置于宪法中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当时福利案件也并不多见。到了1905年，在“洛克纳诉纽约州案”中，最高法院宣布纽约州限制面包工人最高工时的法律违宪，从此开启了“洛克纳时代”。在这个时期，法院否决了大量试图规制劳资关系的州立法，对劳资关系领域的福利问题也持否定态度。[3]例如在阿德金斯诉儿童医院案(Adkinsv.Children’sHospital)案中，法院就判决关于妇女儿童的最低工资立法无效。

20世纪30年代，面对前所未有的大萧条(GreatDepression)，罗斯福总统开始推行新政(NewDeal)，试图打造一个“开明的福利行政国家”。在这样一个“宪法时刻”，当政者试图对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予以保障，普通法上既有的基本权利分类受到冲击。国会于1935年通过了《社会保障法》，1944年罗斯福总统发表了被称为《第二权利法案》(SecondBillofRights)[5]的著名演说。最高法院也出现了以自由派为主导来审查新政政策的局面，在随后的判决中对一系列社会保障法案予以支持。例如，在西岸宾馆诉帕里什(WestCoastHotelCompanyv.Parrish)案中，法院认为州宪可以规定最低工资，从而推翻了阿德金斯诉儿童医院案的判决。法院似乎承认了国家确有义务援助贫穷者、年老者或失业者。社会保障似乎也被看作自由内容的扩张，是普遍的公民权利，而不再被认为是一种慈善事业或者特权。

到了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民权运动的勃兴，作为对诸多经济社会问题的因应，在肯尼迪总统的“向贫困宣战”(WaronPoverty)口号和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GreatSociety)纲领导引下，1965年颁布了医疗照顾和医疗援助两个法案，并在教育、住房与城市发展等诸多领域推行了多项福利计划，并促使国会通过了三项民权法案。此时，围绕宪法是否应包涵工作权、充足收入、医疗保健等社会权利的争论也开始浮出水面。哈佛大学弗兰克·米奇尔曼(FrankMichelman)教授发表了《借助第十四修正案保护穷人》一文，揭开了学术讨论的序幕。同时，在沃伦法院时代(1953-1969年)和伯格法院时代(1969-1980年)的早期，也开始以正当程序、“新平等保护”条款为依据来支持福利案件中的请求。例如在1970年戈德伯格诉凯利案中，法院认为福利津贴是有资格领取人的权利而非特权，应受到正当法律程序的保护。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社会人口的老龄化和医疗手段的现代化，养老基金和医疗保险费用不断激增，带来了巨大的社会保障财政赤字。为了克服传统福利行政模式的笨拙、繁琐和无

府和分支机构的解决。同时，立法机构可以随时确定其方式和手段。”在阿尔巴马、阿拉斯加、堪萨斯、蒙大纳和怀俄明等州的宪法中，则将积极权利明确表示为政府义务，表述为“应该提供”(shallprovide)。州法院的某些案例对包括福利权在内的积极权利予以支持。例如在马萨诸塞州无房者联盟诉人类服务部案中，法院判决要求当AFDC资金不足以提供给未成年子女父母住房津贴时，应告知立法机关。在北卡罗莱纳州人类服务部[19]案中，法院判决州机关有责任给无家可归者以住所。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过于执着于宪法是否规定了福利权的讨论的学者，某种意义上是将宪法视为了一种文字修饰，一种表达最深沉的希望和最美远景的修饰。因为宪法中即使包含了这样的福利权规定，也并不意味着在真实世界中就能够得到切实的履行。

3.福利权是否可以接受司法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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