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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2025自考[人工智能教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简答题专练及答案

1.简述鸦片战争前夕清朝闭关政策的主要内容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双重影响。

闭关政策并非“封关绝市”，而是把对外贸易严格限制在广州一口，外商须通过十三行交易，不得与内地商人直接往来；禁止民间私自出海，对出海船只的尺寸、载重、武装、人员都有苛刻限额；对进口货物征收高额关税，对出口丝茶等战略物资实行配额；同时颁布《防范外夷规条》，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乘轿、携带女眷、学习汉语。其积极面在于：短期内遏制了鸦片走私的蔓延，使东南沿海未出现殖民地化的“飞地”，广州一度保持全球茶叶贸易中心地位，为清政府换来约700万两年均关税收入，间接维系了嘉道年间的财政平衡；消极面在于：阻断了中国商人赴南洋融资、置产、建立商业网络的通道，使粤闽商帮失去与欧洲工业革命同步扩张的历史机遇；十三行垄断导致市场信号失真，江西景德镇外销瓷不再根据欧洲审美改良设计，而靠行商“压价收货”，技术迭代停滞；闭关也造成官方对外部世界的误判，林则徐初到广州时仍以为英国“腿足缠束，屈伸不便”，对蒸汽舰的机动性毫无概念，这种信息封闭直接影响了此后战争中的战略部署。

2.结合史实，说明《南京条约》附件《虎门条约》中“领事裁判权”条款如何逐步演变为近代中国司法主权丧失的枢纽。

1843年《虎门条约》第6款规定：英人华民交涉诉讼，英人由英国领事“查照本国律例定罪”。表面看只赋予英国领事对本国被告的审判权，但1858年《天津条约》第16款将适用范围扩大到“中英混合民事、刑事一切案件”；1865年《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又规定华洋互控案件由上海县与英国副领事“会审”，若英方认为华官断案不公，可“停审上控”；至1906年《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英方取得在租界内设立“高等法院”的特权，中国官员只能观审而无权表决。由此形成“一审在英国领事法庭、二审在驻华英国高等法院、终审在伦敦枢密院”的三级终审制，完全绕开中国司法体系。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列强援引最惠国条款，美、法、俄、日相继取得同等特权，到清末已有18国在华设立领事法院83处；中国商民一旦与外商发生债务纠纷，往往被迫到外国法庭起诉，适用外国法律，导致“华商欠洋商一钱必还，洋商欠华商千金莫问”的普遍现象，民族资本因此难以获得公平的市场环境。

3.试析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在军事工业移植过程中的内在悖论，并以江南制造局为例说明其失败的技术根源。

“中体西用”强调“纲常名教”为体、“坚船利炮”为用，理论上要求技术移植不得触碰皇权—科举—宗族三位一体的社会结构。但在实际操作中，近代军事工业是系统性工程：生产克虏伯大炮需要含镍合金钢，而冶炼镍钢又需转炉吹炼法，转炉需高纯度耐火砖，耐火砖需用铝矾土与焦油混合烧制，铝矾土开采又需地质勘探与铁路运出；每一步都牵涉到基础科学、产权制度、金融信贷、技术教育。江南制造局1865年投产时，曾国藩坚持“不聘洋员为总办”，只雇洋匠“作匠头”，技术决策权握在道员级别的华人官僚手中；这些官僚为应付朝廷“节省帑金”考核，将本应用于更新设备的白银挪作修缮衙门园亭，导致1880年后局内仍使用1860年代英国淘汰的贝塞麦炉，含磷量高达0.25%，所铸炮管在吴淞炮台试射时曾出现“三发炸裂两发”的事故。技术移植的失败并非“西用”本身无效，而是“中体”下的官僚科层无法提供持续学习机制，使得技术链条在第二、三级环节断裂，最终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循环。

4.从社会流动角度解释清末废除科举对士绅阶层分化所产生的“推力—拉力”效应。

1905年废科举前，全国约有110万名生员、监生靠“功名”领取学田津贴，并享有赋役优免；废科举后，清廷虽诏令“广设学堂、奖励留学”，但新式学堂容量有限，1909年全国中学仅460所，年招生不足3万，而每年落第童生仍达20万。于是出现“推力”：大批边缘士绅（尤其是无田可收的寒士）失去向上通道，被迫流入城市寻找新职业；“拉力”则来自新兴事业：1906年大清银行、户部银行在汉口、长沙设分行，需招聘熟悉簿记的新式账房；1907年沪宁铁路通车，需招聘车站“司事”；1908年湖南谘议局成立，需招聘书记、文牍。据统计，1906—1911年间，仅长沙一地的法政学堂、巡警学堂、铁路学堂就吸纳了原生员阶层约4600人，其中38%来自湘乡、湘潭等科举大县。这批人完成身份转换后，又利用旧有宗族网络为城市新机构招募“学生意”的乡下子弟，形成“士绅—学生—职员”的连锁流动，为辛亥革命后的省议会、县政府提供了技术官僚储备。

5.概述武昌起义后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如何由“保路”转向“共和”，并说明其政治策略的连续性。

1911年6月，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在成都召开，谘议局议长蒲殿俊被选为“保路同志会”会长，其策略是“文明争路”：以《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