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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学术复古思潮研究

引言

站在今天回望三百年前的中国学术史，清初的学术复古思潮犹如一场静水深流的变革。当明王朝的余烬尚未完全熄灭，当江南士人的长衫还沾着改朝换代的尘泥，一批饱读诗书的学者已在故纸堆里抬起头来——他们不再满足于晚明心学的玄虚清谈，不再醉心于科举时文的雕琢粉饰，而是将目光投向更古老的经典，将笔触指向更真实的学问。这场思潮不是简单的“复古”，更像是一场被时代阵痛催生的学术觉醒。它既承载着士人对文化道统的守护，又暗含着对空疏学风的反叛；既延续着传统学术的根脉，又孕育着近代学术的萌芽。要理解这场思潮的来龙去脉，我们不妨从它的“前世今生”说起。

一、背景与动因：时代裂变中的学术觉醒

清初学术复古思潮的兴起，绝非偶然的学术转向，而是多重历史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若将时间轴拉长至明末清初的百年动荡，我们会发现这场思潮的种子，早在晚明的学风弊端中就已埋下；而它的破土发芽，则与明清易代的剧烈震荡密不可分。

1.1晚明学风的积弊：从心学泛滥到空疏之痛

晚明学术的主流，是王阳明心学的衍生与变异。自阳明提出“心即理”“致良知”后，心学打破了程朱理学的教条束缚，本是思想解放的创举。但到了晚明，这种解放却走向了极端——学者们空谈“本体”“工夫”，以“不读书、不穷理”为高，甚至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顾炎武语）视为洒脱。泰州学派的一些后学更将心学简化为“现成良知”，认为“饥来吃饭倦来眠”即是圣道，学问沦为口头禅，道德沦为空标榜。

这种学风的弊端在现实中暴露无遗：面对晚明的内忧外患（农民起义、辽东边患），士大夫们要么高谈“万物一体”却无救国良策，要么沉迷于“语录注疏”而不知民间疾苦。时人张尔岐曾感叹：“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以为俗务，而争讲性命，谓之王道。”（《蒿庵闲话》）学术与现实的严重脱节，让有识之士意识到：若再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学问将沦为“虚谈废务”的清谈，文化将失去经世致用的生命力。

1.2明清易代的冲击：文化道统的存亡之思

1644年，李自成破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次年，清军入关，南明政权相继覆灭。这场“天崩地解”的变局，对士人心灵的震撼远超改朝换代本身——它被视为“夷夏之防”的彻底突破，是“亡天下”而非“亡国”（顾炎武《日知录》）。

在江南士人中，这种文化焦虑尤为强烈。他们目睹了扬州十日的惨烈，见证了嘉定三屠的血腥，更痛心于“剃发令”下汉文化符号的消亡。如黄宗羲在《留书·自序》中写道：“天地晦冥，人心灭息，余断发短衣，逃之深山，思托空言以见志。”这种“文化遗民”的心态，促使他们思考：为何拥有高度文明的汉族会被“夷狄”征服？除了政治腐败，是否与学术空疏导致的“士无实学”有关？

于是，一批士人将批判矛头指向晚明学风：“明之亡，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陆世仪《思辨录辑要》）要挽救文化道统，必须从学术正本清源，回到更古老、更扎实的经典传统中去寻找力量。

1.3学术内在的逻辑：从“尊德性”到“道问学”的转向

宋明理学的发展，本就存在“尊德性”（重道德修养）与“道问学”（重知识积累）的张力。程朱理学虽强调“格物致知”，但到了明代，“尊德性”一路压倒“道问学”，心学的盛行更使知识积累被视为“支离”。

而清初学者的反思，本质上是对这种失衡的纠正。他们提出：真正的“德性”不能脱离具体的“问学”，道德修养必须建立在对经典的准确理解、对历史的深刻把握之上。顾炎武说：“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与友人论学书》）这里的“文”，不仅指道德文章，更指向对经典、制度、地理、经济等具体知识的掌握。这种思路，实际上是要将学术从“心性”拉回“实学”，从“玄虚”转向“实证”，而“复古”正是实现这一转向的路径——因为越古老的经典（如先秦两汉的经籍），越少被后世的“异说”污染，越能恢复圣学的本真。

二、核心内容与特征：复归原典的学术革命

如果说背景与动因是思潮的“土壤”，那么核心内容与特征则是它的“枝叶”。清初学术复古思潮的“复”，不是简单的“回到过去”，而是以“复古”为手段，实现学术范式的革新。其内容可概括为三：经典回归、实证方法、经世关怀，三者互为表里，共同构成这场思潮的独特面貌。

2.1经典回归：从“四书”到“五经”的重心转移

宋明理学的学术重心在“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更是被奉为科举圭臬。但清初学者认为，“四书”经过宋儒的诠释，已偏离了原始儒家的本义；真正能代表孔子之道的，是更古老的“五经”（《诗》《书》《礼》《易》《春秋》）。

顾炎武在《与施愚山书》中明确提出：“理学之传，自是君家弓冶；然愚独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他主张“治经复汉”，即通过研究汉代经师的注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