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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产品纠纷责任认定

在银行理财打破刚兑、资管新规全面落地的今天，“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早已不是一句口号。但现实中，仍有许多投资者拿着”亏损的账单”与金融机构对簿公堂——有的是退休老人把养老钱投进了高风险产品，有的是普通家庭因”保本保息”承诺买入后血本无归，还有的是被销售人员误导购买了不匹配的产品。这些纠纷的核心，往往围绕一个问题：到底是谁该为损失买单？本文将从纠纷类型、法律依据、责任划分、典型案例等维度，抽丝剥茧解析理财产品纠纷中的责任认定逻辑。

一、理财产品纠纷的常见类型：从”承诺保本”到”风险错配”的现实困境

要理清责任认定，首先得了解现实中最易引发纠纷的场景。这些纠纷看似五花八门，实则围绕”信息不对称”与”义务履行不到位”两个核心展开，具体可归纳为四大类。

（一）虚假宣传与误导性陈述

这是最让投资者愤怒的纠纷类型。某退休教师李阿姨曾向笔者讲述她的经历：“银行理财经理拍着胸脯说’这款产品和存款一样安全，年化收益5%没问题’，结果到期亏了8%。”这种”保本保息”“稳赚不赔”的口头承诺，或是用”历史收益率”替代”预期收益率”的宣传话术，都属于典型的虚假宣传。更隐蔽的是”选择性披露”——只强调高收益，对”投资范围包含股票衍生品”“可能损失本金”等关键风险轻描淡写。

（二）适当性义务履行缺失

2016年证监会发布的《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首次以部门规章形式确立了”将适当的产品销售给适当的投资者”的适当性原则。但实践中，金融机构常因”走过场”导致纠纷。比如某年轻白领小王被推荐购买R5级（高风险）理财产品，但其风险测评显示为保守型投资者（R2级）。销售过程中，理财经理直接帮他勾选了”风险承受能力高”的选项，甚至代填问卷。当产品大幅亏损时，小王才发现自己根本不了解”R5级产品可能损失全部本金”的含义。

（三）信息披露不充分或存在重大遗漏

信息披露是投资者决策的基础，但部分机构在产品说明书、风险提示书等文件中”玩文字游戏”。例如某债券型理财产品，在募集说明书中仅用”主要投资于固定收益类资产”带过，却未明确说明”部分资金投向信用评级BBB以下的高风险债券”。当底层资产违约导致产品亏损时，投资者才通过第三方渠道得知真实投向，这种”事后才知情”的情况极易引发纠纷。

（四）违规操作与资金挪用

虽然相对前几类较少见，但后果往往更严重。比如某银行客户经理私自销售”飞单”（非本机构备案的理财产品），将投资者资金转入个人账户；或是理财资金未按合同约定投向，被挪用至房地产、民间借贷等领域。这类纠纷中，投资者不仅面临本金损失，还可能涉及刑事犯罪，但民事赔偿责任的认定同样复杂。

二、责任认定的法律框架：从”卖者尽责”到”买者自负”的平衡艺术

要判断各方责任，必须回到法律条文与监管规则。我国目前已形成以《民法典》为基础，《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理财新规”）为核心，《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为裁判指引的法律体系。

（一）金融机构的法定和约定义务

适当性义务（法定义务）：根据”九民纪要”第72条，金融机构在销售金融产品时，必须履行”了解客户、了解产品、适当性匹配”三大步骤。“了解客户”需收集投资者收入、资产、投资经验、风险偏好等信息；“了解产品”需评估产品的风险等级、投资范围、流动性等；“适当性匹配”则要求将产品风险等级与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严格对应（如R3级产品不得销售给R2级及以下投资者）。这一义务被法院称为”卖者尽责”的核心。

信息披露义务（法定义务+约定义务）：《理财新规》第26条明确要求，金融机构需在销售文件中”以醒目方式提示投资风险，说明产品类型、期限、风险等级、投资范围等关键信息”。实践中，信息披露不仅包括书面文件，还包括销售过程中对”免责条款”“重要风险”的口头提示——比如不能仅让投资者签署”风险提示书”，还需解释”本产品可能损失全部本金”的具体含义。

合规销售义务（法定义务）：禁止误导销售、禁止捆绑销售、禁止代客操作等。例如《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第37条规定，“商业银行不得将理财产品与其他产品进行捆绑销售”；第46条规定，“商业银行不得代替客户签署文件”。这些规定都是为了杜绝销售环节的违规操作。

（二）投资者的注意义务与过错责任

“买者自负”并非绝对，但若投资者自身存在过错，也需承担相应责任。常见的投资者过错包括：

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比如隐瞒收入情况、伪造投资经验，导致风险测评结果失真；

忽视风险提示：明明签署了”已阅读并理解风险提示书”，却声称”没看内容”；

过度依赖保本承诺：明知”保本理财”已被禁止，仍轻信销售人员口头承诺，未要求书面凭证；

未及时行使权利：产品出现异常波动时，未按合同约定要求信息披露或提前赎回。

（三）第三方主体的连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