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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常平仓制度与民生救济研究

引言

翻开泛黄的汉代简牍，“灾异”二字频繁出现：元光三年（前132年）河决瓠子，二十余年未堵；地节三年（前67年）京师雨雹，“杀牛马”；元始二年（2年）郡国大旱，“民流亡”……这些触目惊心的记载，勾勒出小农经济时代民生的脆弱性。在”靠天吃饭”的汉代，一场突如其来的水旱蝗灾，就能让”五口之家，百亩之田”的自耕农陷入”卖田宅、鬻子孙”的绝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常平仓制度应运而生——这个诞生于公元前1世纪的粮食调控体系，如同穿越两千年的”民生盾牌”，用制度的力量托住了无数底层百姓的生存底线。本文将沿着历史的脉络，从制度起源、运行机制、救济实践、历史影响四个维度，揭开汉代常平仓与民生救济的深层关联。

一、常平仓制度的起源与演变：从思想萌芽到制度定型

1.1先秦平籴思想的孕育

常平仓并非无源之水。早在春秋时期，管仲在齐国推行”轻重之术”，提出”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的理论，主张政府在丰年以平价收购粮食（“敛之以轻”），灾年以平价出售（“散之以重”），既防止”谷贱伤农”又避免”谷贵伤民”。战国时期李悝在魏国实施”平籴法”，更将这一思想系统化：按亩产计算，将年景分为上熟、中熟、下熟、小饥、中饥、大饥六等，规定上熟年份政府收购农民余粮的四分之三，中熟收购三分之二，下熟收购一半，确保农民”适足，贾平则止”；遇到饥荒时，小饥年份出售下熟收购的粮食，中饥出售中熟收购的粮食，大饥出售上熟收购的粮食，“使民适足，贾平则止”。这些实践虽未形成常设制度，却为汉代常平仓奠定了思想根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建立政府主导的粮食储备调节机制，通过逆向操作平抑市场波动”。

1.2西汉前期的实践探索

汉初百废待兴，高祖至文景时期，朝廷更关注”轻徭薄赋”的休养生息政策，粮食调控主要依赖”太仓”（中央粮仓）和”郡国仓”（地方粮仓）的应急调运。直到汉武帝时期，随着对外战争频繁、财政压力剧增，桑弘羊主持推行”均输平准”政策，在各郡设均输官，将地方贡物折成钱购买当地特产，再转运至高价地区出售；同时在京师设平准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这实际上是将平籴思想从粮食领域扩展到商品流通领域。但均输平准的主要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其民生救济功能被弱化，甚至出现”吏道益杂，多不选而多奸利”的弊端。

1.3汉宣帝时期的制度定型

真正让常平仓”正名”的，是汉宣帝时期的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神爵四年（前58年），耿寿昌上奏：“岁数丰穰，谷至石五钱，农人少利。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汉书·食货志》）这段奏疏透露出两个关键信息：一是当时农业丰收导致粮价暴跌（每石仅五钱，正常年景约三十至百钱），农民利益受损；二是传统的关东漕运成本高昂。耿寿昌的解决方案是：在靠近京师的周边郡县设置粮仓，丰年以稍高于市价收购粮食（“增其贾而籴”），储存起来；灾年以稍低于市价出售（“减贾而粜”），既减少漕运压力，又稳定粮价。汉宣帝采纳建议，“遂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汉书·食货志》）。至此，常平仓正式成为国家制度，其核心目标明确指向”利农”“便民”的民生救济。

1.4东汉时期的调整与式微

东汉初期，常平仓仍在运行。建武六年（30年），光武帝曾下诏”郡国给贫困者，皆以见钱，勿得赊贷”，但常平仓的粮食救济功能依然重要。不过随着豪强地主势力膨胀，地方仓储逐渐被豪右控制；加上东汉中后期战乱频繁（如羌乱、黄巾起义），中央财政崩溃，常平仓”或因循废弛，或为奸吏侵渔”。到汉献帝时期，常平仓制度已名存实亡。但这一制度的精神并未消失，正如《后汉书·刘般传》记载，章帝时尚书张林建议”宜因交阯、益州上计吏往来，市珍宝，收采其利，武帝时所谓均输者也”，刘般反对说”均输之法，与贾贩无异，非明主所当行”，反而主张恢复常平仓的”便民”本质，可见其理念仍被后世重视。

二、常平仓的运行机制：从粮食收储到民生救济的全链条管理

2.1仓储网络的空间布局

汉代常平仓的选址遵循”便民、利农、易守”原则。从《汉书》记载看，初期主要在”边郡”设置，后来扩展到内地。以关中地区为例，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弘农郡（今河南灵宝）等粮食主产区是重点，这些地区”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岁多丰穰”，便于收购储存；同时靠近京师，灾时可快速调运至长安等人口密集区。在边郡（如朔方、五原），常平仓则兼具”备边”与”济民”双重功能——既储存军粮，又在当地发生灾荒时救济边民。仓储规模方面，据居延汉简记载，边郡粮仓”大仓容万石，小仓容千石”，内地粮仓规模更大，如洛阳敖仓”积粟数千万石”。

2.2粮食来源的多元渠道

常平仓的粮食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