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概述.doc

魏晋南北朝文学概况

魏晋南北朝文学，上起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下迄隋朝建立（公元589年），前后约近四百年。魏晋南北朝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在这些变化中是最有意义的，正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和发展。这期间宫廷起着核心的作用，以宫廷为中心形成文学集团。集团内部的趋同性，使文学在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风格，另一段时间又呈现为另一种风格，从而使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相当明显。文学集团内出现了一些杰出的作家，如曹植、阮籍、庾信，但成就最高的陶渊明却不属于任何集团，他以超然不群的面貌高踞于众人之上。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两汉文学的继承与演化，在五言古诗和辞赋方面痕迹最明显。文人在学习汉乐府的过程中将五言古诗推向高峰；抒情小赋的发展及其所采取的骈俪形式，使汉赋在新的条件下得到发展。

一、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

建安时代，“三曹 ”“七子”并世而出，为中国诗歌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的典范。曹操古直悲凉，曹丕便娟婉约，曹植风采气骨兼备。曹氏父子的创作，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乐府诗乃至徒诗的转变，为五言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王桀、刘桢等“建安七子”竞逞才藻，各造新诗，都有鲜明的文学个性。

正始时期司马氏专权，政治险恶，作家陷入极度苦闷之中。阮籍的《咏怀》

诗，用比兴的手法，隐晦曲折地抒发感慨、批判现实，形成了与建安文学不同的风貌。嵇康则继承了从《诗经》到曹操的四言诗创作经验，用四言诗表现其高蹈独立的情怀，语言率直，能体现“清峻”的风格。

两晋诗坛

两晋诗坛上承建安、正始，下启南朝，呈现出一种过渡的状态。两晋与东晋又各有特点，西晋诗坛以陆机、潘岳为代表，所谓太康诗风就是指以陆、潘为代表的西晋诗风，讲究形式，描写繁复，辞采华丽，诗风繁缛，艺术性强。左思的《咏史》诗，主要是写寒士之不平及对士族的蔑视与抗争：（1）其中有的表达对门阀制度的不满及对豪右的蔑视，有的肯定寒士自身的价值，有的慨叹寒士生活的困顿。（2）慨叹历史人物，借以抒发自己内心的悲愤。（3）表现自己的胸怀、志向、气概。

东晋诗坛被玄风笼罩，以王羲之、孙卓、许询为代表的玄言诗人，作品缺少诗意，“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虽在当时被视为正宗，却无生命力。玄言诗兴盛于东晋，一方面是魏晋玄学及清淡之风兴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东晋政局及由此而形成的士人心态有关。其特点一是皆平典似道德沦，建安风力尽矣；二是在写山水游乐的同时，抒发佛理。

东晋末年的伟大诗人陶渊明，开创了描写田园生活的风气，成为魏晋古朴诗风的集大成者。东晋建立后数十年间，诗坛几乎被玄言诗占据着。从建安、正始、太康以来诗歌艺术正常发展的脉络中断了，玄言成分的过度膨胀，使诗歌偏离了艺术，变成老庄思想的枯燥注疏。陶渊明的出现，诗歌才重新焕发艺术的生机，并且增添了许多新的因素。陶诗沿袭魏晋诗歌的古朴作风而进入更纯熟的境界，像一座里程碑标志着古朴的诗歌所能达到的高度。陶渊明又是一位创作的先锋。他成功的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将玄言诗注疏老庄所表达的玄理，改为日常生活中的哲理；使诗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并开创了田园诗这种新的题材。他的清高耿介、洒脱恬淡、质朴真率、淳厚善良，他对人生所作的哲学思考，连同他的作品一起，为后世的士大夫筑了一个巢，一个精神的家园。

南北朝文学

文人诗

谢灵运和山水诗

谢灵运山水诗的最突出特色，在于他对山水景物的精细刻画，善于营造画境。

工于锤炼字句，是谢灵运山水诗又一显著特色。

鲍照和七言诗

鲍照诗的思想内容：（1）反映门阀制度下的社会不平现象，特别是门阀制度压抑人才的问题表示强烈的愤慨和抗议。（2）描写边塞战争和征人的生活，抒发为国建功立业的壮志和积极进取的精神。（3）反映现实的黑暗，同情人民的苦难。

鲍照的影响：鲍照模拟和学习乐府，经过充分的消化吸收和熔铸创造，不仅得其风神气骨，自创格调，而且还发展了七言诗，创造了以七言体为主的歌行体。他以丰富的内容充实了七言体的形式，并且变逐句押韵为隔句押韵，同时还可以自由押韵，从而为七言体诗的发展开拓了宽广的道路。

谢朓和新体诗

齐梁陈三代是新体诗形成和发展的时期。所谓新体诗，是与古体诗相对而言，其主要特征是讲究声律和对偶。因为这种新体诗最初形成于南朝齐永明年间，故又称“永明体”。代表作家有谢朓、沈约、王融

庾信和宫体诗

庾信是文风由南入北的最著名的诗人，艺术造诣达到“穷南北之胜”的高度，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典范意义。庾信汲取齐梁文学声律、对偶等修辞手法技巧，并接受北朝文学的浑灏劲健之风，从而开拓和丰富了审美意境，为唐代新的诗风的形成做了必要的准备。

南朝文学

宋初：谢灵运及其山水诗，鲍照的诗歌创作（七言歌行、边塞诗）

齐梁时期：“永明体”的产生，沈约、谢朓、王融等

梁陈两代：浮靡轻艳的宫体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