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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士人阶层的政治崛起

在中国古代社会的长卷中，宋代是一个特殊的转折点。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政治舞台，会发现一个群体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登上历史中心——他们不再是门阀世族的附庸，也非寒门庶族的零散存在，而是通过制度、经济与文化的多重滋养，成长为拥有独立政治意识、广泛社会基础与深远历史影响的士人阶层。这一群体的崛起，不仅重塑了两宋三百年的政治格局，更奠定了后世文官政治的基本范式。

一、历史的转折：从门阀政治到士人时代的前夜

要理解宋代士人阶层的崛起，必须先回望其前史。自汉魏以降，中国政治长期被门阀世族所主导。这些世家大族凭借累世积累的土地、人口与文化优势，垄断了官员选拔的核心渠道。唐代虽开创科举，但科举取士人数有限（年均仅二三十人），且考试过程中“行卷”“通榜”等惯例，仍让世家子弟占据绝对优势。如唐文宗时宰相郑覃，其家族“七叶宰相”，竟公开宣称“科第之选，宜与寒士，凡为子弟，议不可进”，看似谦逊，实则暴露了门阀对科举的操控。

然而，这种局面在唐末五代的乱局中被彻底打破。黄巢起义“天街踏尽公卿骨”的冲击，五代十国“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混战，让曾经“百代冠冕”的崔、卢、李、郑等世家大族支离破碎。后周世宗柴荣“毁佛铸钱”的经济改革，更从根本上瓦解了门阀的经济基础。到了宋初，赵匡胤面对满朝“虽位极人臣，而世族可数”的局面，发出“宰相须用读书人”的感慨时，一个以士人为核心的政治新时代，已悄然拉开帷幕。

二、制度的滋养：科举与官僚体系的革命性变革

2.1科举：从“贵族游戏”到“寒门通道”的蜕变

宋代士人阶层的崛起，最直接的动力来自科举制度的平民化改革。太祖开宝六年（973年），一场意外的“科场案”成为转折点：新科进士徐士廉击登闻鼓告状，称主考官李昉“用情取舍”，赵匡胤亲自在讲武殿复试，最终195人中仅录取36人。此事促使皇帝意识到“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于是创立“殿试”制度，由皇帝亲自确认最终名单。

更关键的是“糊名法”与“誊录法”的推行。太宗淳化三年（992年），殿试首次糊名考校，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省试（礼部试）全面实行糊名；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誊录法推广——考生试卷由专人誊抄，彻底杜绝了笔迹辨认的可能。这些举措让“取士不问家世”从口号变为现实。据《文献通考》统计，北宋167名宰相中，出身官宦世家的仅53人，占比31.7%；而唐代369名宰相中，世家出身者达286人，占比77.5%。

取士规模的扩大更具标志性。太祖朝20年共取士188人，太宗朝21年骤增至5800余人，真宗朝25年达17000余人。范仲淹曾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感慨：“臣少从贫约，力学自奋，遭遇圣明，得从仕列。”这位“断齑画粥”的寒门子弟，最终官至参知政事，正是科举变革的最佳注脚。

2.2官僚体系：“文治”导向下的士人主导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重文轻武”成为基本国策。从中央到地方，关键职位逐渐由文官占据：枢密院（最高军事机构）长官多由文臣担任，路级转运使、提点刑狱等监察官全用文官，州郡长官“知州”例由文臣出任，甚至边镇大帅也常以文臣充任。宋真宗在《劝学诗》中直言“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将读书入仕与人生理想直接绑定。

这种导向在官员考核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唐代官员升迁注重“门荫”与“军功”，而宋代则强调“磨勘”（资历考核）与“课绩”（政绩评价），其中“文学才能”是重要指标。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记载，他任知制诰（负责起草诏书）时，因“文章典赡”被仁宗多次召见；而同期武将狄青虽战功赫赫，却因“面涅犹存”（士兵刺字）遭文臣集体排斥，最终抑郁而终。这种“以文驭武”的格局，让士人真正成为官僚体系的核心。

三、经济与教育：士人阶层壮大的双重引擎

3.1经济繁荣：从“耕读传家”到“士农互动”的基础

两宋经济的繁荣为士人阶层提供了物质支撑。农业上，占城稻的推广使“苏湖熟，天下足”成为现实，人均粮食产量达到700斤（唐代约300斤）；手工业中，景德镇瓷器、蜀锦、两浙丝织品畅销全国；商业领域，汴京“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泉州港“涨海声中万国商”。经济发展带来两个直接结果：一是更多家庭有能力支持子弟读书，二是士人群体不再局限于单纯的“食禄阶层”，而是与农、工、商产生更紧密的联系。

在江西抚州，王安石家族便是典型。其父王益曾任地方官，但家中仍有田产；王安石自己在《游褒禅山记》中提到“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可见其对民间经济的关注。这种“亦官亦农”“亦读亦商”的模式，让士人阶层的社会基础空前扩大。正如南宋叶适所言：“今之所谓士者，无田则不能为士。”经济的繁荣，让“耕读传家”从少数世家的专利，变成普通家庭的可能。

3.2教育普及：从“私学兴”到“书院盛”的知识传播

教育的普及是士人崛起的知识基础。宋初官学体系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