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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科举制的形成与发展

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长河中，科举制无疑是最具生命力的制度创新之一。它像一根纽带，将知识、权力与社会流动紧密联结；又像一把钥匙，为寒门子弟打开了通往仕途的大门。若要追溯这一制度的源头，隋唐时期正是其从萌芽到成型的关键阶段。从隋文帝”分科举人”的试探，到隋炀帝设立进士科的突破，再到唐朝近三百年间的不断完善，科举制不仅重塑了中国古代的选官体系，更深刻影响了此后一千三百余年的社会结构与文化走向。今天，我们不妨沿着历史的脉络，去探寻这一制度在隋唐时期的成长轨迹。

一、科举制诞生的历史土壤：从”门第取人”到”才学取人”的时代转折

要理解隋唐科举制的诞生，首先得看看它诞生前的选官制度是什么样的。自东汉末年起，“九品中正制”逐渐成为主流选官方式。这套制度由曹魏时期的吏部尚书陈群创立，原本设计初衷是”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但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中正官的选拔权被门阀士族垄断，“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愈演愈烈。世家大族凭借”世资”“门望”世代占据高位，甚至出现”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的荒诞现象。

这种”门第取人”的制度，在南北朝后期已经显露出严重的弊端。一方面，门阀势力的膨胀直接威胁中央集权。比如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皇帝为了制衡士族，不得不重用出身寒微的”寒人掌机要”，但这种权宜之计始终无法解决根本矛盾。北朝的情况稍好，北魏孝文帝改革虽曾试图调和胡汉士族矛盾，但到了东魏北齐时期，“鲜卑勋贵”与”汉族高门”的争斗依然激烈。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庶族地主阶层逐渐壮大。他们拥有土地财富，却因出身低微被排斥在政治核心之外，这种”经济地位与政治权利不匹配”的矛盾，迫切需要通过制度变革来解决。

更重要的是，文化教育的普及为科举制提供了人才基础。南北朝时期，官学虽因战乱时有废弛，但私学却蓬勃发展。像梁朝的皇侃、北朝的熊安生等大儒，门下弟子动辄数百人。到了隋朝，隋文帝”崇儒兴学”，在中央设立国子学、太学等五学，地方州县也普遍设学。据《隋书·儒林传》记载，当时”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这些接受系统儒学教育的学子，构成了科举制最初的候选群体。

二、隋朝：科举制的草创与突破——从”分科举人”到”进士科立”

（一）隋文帝的试探：分科取士的初步尝试

公元581年，杨坚代周建隋，结束了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这位出身关陇集团的皇帝，对门阀垄断深恶痛绝。开皇三年（583年），他下诏”举贤良”；开皇七年（587年），又令”诸州岁贡三人”，考试内容为”文章华美”。这些举措看似零散，实则是对九品中正制的直接否定——不再以门第为标准，而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

不过，隋文帝时期的选官制度还处于”新旧交替”阶段。一方面，他废除了州郡中正官，取消了门阀的”品评权”；另一方面，又保留了”荐举”的传统，只是将推荐标准从”门第”改为”才学”。比如开皇十八年（598年）诏令”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这里的”科”还是临时设置的科目，尚未形成固定制度。

（二）隋炀帝的突破：进士科的设立与制度定型

真正让科举制”破茧而出”的，是隋炀帝杨广。大业元年（605年），他下诏”求贤访哲”，明确提出”十科举人”；大业三年（607年），又颁布”四科举人”，其中”文才秀美”一科，被后世公认为进士科的雏形。到了大业五年（609年），“进士科”正式成为常科，考试内容以诗赋策论为主，侧重考察考生的综合文学素养。

进士科的设立意义非凡。它标志着选官制度从”荐举为主、考试为辅”转向”考试为主、荐举为辅”。据《通典》记载，当时”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虽然初期考试内容还比较简单，但”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原则，已经为后世科举奠定了基调。更值得注意的是，隋朝的科举允许”自举”，即平民百姓可以自行报名参加考试，这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比如唐初名臣房玄龄，其父房彦谦在隋朝时只是个县令，但房玄龄凭借才学通过科举入仕，这在九品中正制下几乎不可能实现。

三、唐朝：科举制的完善与繁荣——从制度框架到社会文化的深度渗透

如果说隋朝是搭起了科举制的框架，那么唐朝就是在这个框架里添砖加瓦，把科举制真正变成了运转有序的国家机器。从高祖李渊到哀帝李柷，近三百年间，唐朝统治者对科举制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整与创新，使其成为”安邦定国”的重要工具。

（一）初唐：制度奠基期——科目体系与考试流程的规范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朝廷颁布《废九品中正制敕》，明确”诸州学士及白丁，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复，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这道诏令不仅延续了隋朝的科举方向，更首次明确了”乡贡”（地方推荐）与”生徒”（官学学生）两大来源，形成了”解试—省试”的基本流程。

唐太宗李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