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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025学年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高一下学期期末语文试题

一、现代文阅读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据说时下国外正在流行中国古代文学热，尤其是古代戏曲在西方呼声更高。中国古代戏曲在这次热潮中能够导夫先路是不足为奇的。对于耽于单调乏味的现实主义和令人厌倦的社会问题剧的西方读者来说，就像看多了平内罗和琼斯的感伤剧再看巴利的愉快幻想一样，中国传统戏曲能够令他们耳目一新。无论我国古代戏曲作为舞台表演或作为诗有什么价值，但作为戏剧而言，它们都不能同西方的戏剧名作相媲美。我这样说并没有任何偏见，我对我国古代文学的喜爱不输任何人。

戏剧艺术的最高形式当然是悲剧，然则正是在这方面，我国古代并没有一位成功的剧作家。除了喜剧和闹剧外，我们那些严肃的剧目都应该被归为传奇剧。这种戏没有表现单一的主导激情，却表现出一串松散地连续着的激情。中国古代戏曲所搬演的多是因果报应，其中感伤与幽默的场景有规律地交相更替，借用《雾都孤儿》里一个家常比喻，犹如一层层红白相间的五花咸猪肉。对于悲剧的感觉，那种因崇高所致的痛苦，“啊！我胸中有两个灵魂！”的感觉和对小善翻成大恶的认识，在戏里都极少表现。确实有不少古代戏曲结尾的调子是悲哀的，但是敏感的读者极易将其与真正悲剧区以别焉。

中国戏曲留给读者的是对更美好事物的向往，而不是对万物有更悲惨结局的感觉。其戏剧结构加深了这种印象，大幕不在主要悲剧事件上落下，而落在悲剧事件所产生的后果上。悲惨时刻所产生的最高热情和最深痛苦，似乎在缓缓的落幕当中退去。人们无法从对悲剧人物的可怜的个人同情中升华，因为这些人物并未伟大到使我们与之保持相当的精神感应距离。

我深信，假使比较文学专业的学者肯把中国古代文学纳进他们的视野，他们就会找到许多新资料，足以动摇西方批评家奉为圭臬的那些理论教条。对治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学者来说，这种切实的比较研究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他们由此才能够懂得我国古代批评家的材料同西方批评家的有怎样的不同，懂得西方批评家和我们自己的批评家之间，为什么一方批评的基本原理不能被对方所了解和利用。为了充实美学经验，我们必须走向外国文学，为了充实其他方面，我们也必须走向我们自己的文学。

（节选自钱锺书《中国古代戏曲中的悲剧》，陆文虎译，有删改）

材料二：

在我国戏剧创作实践上，为了张扬某种道德伦理力量、或者是正义力量、或者为满足国人的审美心理，往往采取“大团圆”式结局。《西厢记》的结局可以这样认为：一场自主争取、千难万险得来的婚姻为了“正名”，而被重新冠以封建家长的“才子及第、奉旨成婚”的名义。人文主义式的觉醒的价值和意义被抹杀了，又重新回归于封建思想寻求的一种自欺欺人的“合理性”中，依然没有跳出“名教”的圈子。鲁迅先生谈及“大团圆”结局时说：“中国人底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必止于如此，大概人生现实底缺陷，中国人也很知道，但不愿意说出来，因为一说出来，就要发生‘怎样补救这缺点’的问题，或者免不了要烦闷，要改良，事情就麻烦了。”或者说，大团圆即是一种庸俗的补救法，经历磨难和离合、本来不可消解的矛盾得以主观和世俗地消解和平衡。

对比于小说《红楼梦》中宝黛二人的“死别”，这是两种遵循现世逻辑的方法。曹雪芹始终没有打算为宝黛二人安排一个符合世俗标准的美满结局；相反，在宝钗与黛玉的种种对比中，他着意显示了黛玉的形象与世俗世界种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并通过对黛玉这位超越时代精神的“来早了的”情感先行者的爱怜与赞美，揭示当时世界的种种污秽与根深蒂固的缺陷。而一种用滥了的大团圆结局事实上并不能给读者带来更多温情的想象，这种寄托在“特殊情况”中的柳暗花明，更突出了某种正义性更强的个人意志与情感在不合理的社会意识面前的软弱和无能为力，一种“正义感”似乎并不为世所容，而它拼命想要进入世俗的规则也确凿了这一点。它让沉溺其中的人更加安于现状，消极期待的只是一种“命运眷顾”式的转机。

优秀的悲剧作品是反对“大团圆”的结局的，然而《西厢记》却正因为这光明的尾巴，显出了一切徒然回归于起点的悲哀，这是一种由“形式”的外在带来的遗憾与感伤，完美只能在不完美中获得。当我们看到崔莺莺在张生功成名就后归来，二人“终成眷属”，当我们想到崔莺莺重新投入一个为封建礼教所认可的贤妻良母的形象，自由的天性被收缚，她承受着又维护着并努力把自己变成礼教中完美的一员。所有的收获即是，崔张二人获得了一个“不可言”的今后的可能。

文艺作品中的美满结局总是相似的，唯有悲剧和苦痛使其独立和富有。《西厢记》于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