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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数字舆情治理机制

引言

公共卫生事件因其突发性、公共性与不确定性，往往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数字技术深度渗透的当下，事件信息通过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即时通讯工具等渠道快速扩散，形成复杂的数字舆情场域。这种舆情不仅是公众情绪的“晴雨表”，更可能反作用于事件处置进程——理性的舆情能推动信息透明、促进社会协同；失控的舆情则可能放大恐慌、激化矛盾，甚至干扰正常的应急管理秩序。因此，构建科学有效的数字舆情治理机制，既是提升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的关键环节，也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本文将围绕数字舆情与公共卫生事件的内在关联、现实挑战及治理机制构建展开探讨，试图为完善相关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一、公共卫生事件与数字舆情的内在关联

公共卫生事件与数字舆情的互动，本质上是“事件-信息-情绪”的链式反应过程。理解二者的关联逻辑，是构建治理机制的前提。

（一）数字舆情的生成逻辑：从事件触发到情绪扩散

公共卫生事件的核心特征是“公共性”与“不确定性”。以传染病暴发为例，其传播范围、致病力、防控措施等信息往往需要专业机构逐步验证，这一过程中必然存在信息真空。此时，公众对健康安全的天然关切会转化为强烈的信息需求，而社交媒体的“信息广场”属性恰好为这种需求提供了释放空间。事件初期的零星信息（如患者自述、局部地区的异常现象）通过转发、评论迅速扩散，伴随公众的猜测、焦虑甚至恐慌情绪，最终形成具有特定倾向的数字舆情。例如，某类不明原因疾病出现时，“某某医院人满为患”“某小区被封锁”等碎片化信息会在短时间内聚合，演变为“疫情失控”的舆情标签。

（二）数字舆情的反作用：对事件处置的双向影响

数字舆情并非被动的“信息副产品”，而是能通过多重路径影响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进程。一方面，积极的舆情可以成为“治理助手”：公众通过网络反馈的基层真实情况（如物资短缺、防控漏洞），能为决策层提供补充信息；专业人士在社交平台的科普内容，可帮助公众理性认知风险；媒体对防控先进经验的传播，能提升社会协同效率。另一方面，消极的舆情可能成为“治理阻力”：谣言的扩散会削弱官方信息的可信度，引发非理性抢购（如囤积药物、防护物资）；地域歧视、污名化言论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对防控措施的片面解读（如过度强调“封控”的负面影响）可能降低公众配合度，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

（三）数字舆情的特征：即时性、碎片化与情绪主导

相较于传统媒体时代的舆情，数字舆情呈现出鲜明的“数字特征”。其一，即时性：事件发生与舆情生成几乎同步，一条现场视频从拍摄到传播至百万用户仅需几分钟；其二，碎片化：信息多以短文本、图片、短视频形式存在，缺乏完整的背景说明，容易被断章取义；其三，情绪主导：在“情绪传播快于事实”的网络环境中，带有恐惧、愤怒等强烈情绪的内容更易被转发，导致舆情场域中“情绪音量”往往高于“事实音量”。这些特征使得数字舆情的治理难度远高于传统舆情。

二、当前数字舆情治理面临的现实挑战

尽管近年来我国在公共卫生事件舆情治理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如建立舆情监测平台、完善信息发布机制），但面对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与舆情形态的复杂演变，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信息过载与核实困境：真相与谣言的“时间差”难题

数字时代的信息生产已从“专业机构主导”转向“全民参与”，公共卫生事件中每分钟都有海量信息涌入网络。这些信息既有官方通报、专家解读等“权威信源”，也包含用户自发上传的现场记录、自媒体的分析评论，甚至不乏刻意编造的谣言。由于信息总量远超人工处理能力，即使有技术工具辅助，核实关键信息的真实性仍需时间。而谣言往往利用这一“时间差”快速扩散——当官方辟谣时，谣言可能已覆盖数百万用户，造成“辟谣跑不过谣言”的被动局面。例如，某事件中“某药物可预防疾病”的谣言在2小时内被转发10万次，而官方澄清信息在6小时后才到达相同传播量级。

（二）多元主体协同不足：治理链条的“断点”现象

数字舆情治理涉及政府、平台、媒体、公众等多方主体，但当前协同机制仍存在明显短板。政府层面，不同层级、不同部门间的信息共享不充分（如疾控部门与宣传部门的信息同步滞后），导致舆情应对策略衔接不畅；平台层面，部分互联网企业对内容审核的责任意识不足，存在“重流量、轻治理”倾向，对敏感信息的过滤、拦截不够及时；媒体层面，部分自媒体为吸引关注，倾向于传播“标题党”内容，甚至断章取义放大矛盾；公众层面，部分用户缺乏信息判别能力，容易成为谣言的“二次传播者”。这种“各主体自说自话”的状态，使得治理效果大打折扣。

（三）技术应用的局限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数字舆情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撑（如通过关键词抓取监测舆情热点、用情感分析识别负面情绪），但技术应用也存在局限性。一方面，算法的“信息茧房”效应可能加剧舆情分化：用户长期接收同类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