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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制度与文官体制

一、引言：文运与政道的千年纠缠

清晨的国子监里，晨钟未响，书声已起。那些捧着《诗经》《论语》的学子或许不知道，他们手中的经卷，正悄悄编织着一张连接文学与政治的大网。从西周的”学在官府”到明清的八股取士，从”郁郁乎文哉”的周礼到”文章合为时而著”的唐文，中国古代的文学制度与文官体制如同并蒂莲，根系相连，花叶相映。这种独特的文化-政治共生关系，不仅塑造了”士大夫”这一特殊群体，更让”文以载道”的精神深深融入治国理政的血脉。要理解中国古代官僚体系的独特性，绕不开文学制度这把钥匙；要把握传统文学的发展脉络，也必须回到文官体制的土壤中去寻根。

二、早期奠基：从”学在王官”到”以文取士”的萌芽

（一）西周”六艺”：贵族文官的文学启蒙课

翻开《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的记载，揭开了中国最早的文官培养体系的面纱。这里的”六艺”绝非简单的技能培训，而是一套完整的文学-政治教育体系。比如”礼”不仅是仪式规范，更是用《仪礼》《周礼》等文献构建的等级秩序；“乐”也不只是音乐，《诗经》中的”雅”“颂”正是贵族宴飨时的唱词，暗含着”移风易俗”的政治意图。

我曾在陕西周原遗址看到过西周的青铜”射侯”（箭靶），靶心刻着”礼乐”二字——这不是装饰，而是在射箭训练中也要强化对礼乐文化的认同。当时的贵族子弟，从八岁入”小学”学识字、习洒扫，到十五岁入”大学”学”六艺”，最终要成为既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又能”诵诗三百，授之以政”的复合型人才。这种教育模式，本质上是通过文学（广义的文化知识）塑造政治认同，为后来的文官制度埋下了”文政一体”的基因。

（二）汉代察举：文学成为选官的显性标准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汉代，“学在王官”的贵族教育逐渐向”学在民间”过渡，选官制度也从”世卿世禄”转向”察举征辟”。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贤良文学”科的设立。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的诏书里，明确要求各郡国举”孝廉”，而”文学”成为重要考察内容——这里的”文学”不是现代意义的纯文学，而是包括经学、史学、诸子学在内的文化知识。

记得读《汉书·董仲舒传》时，对他的”天人三策”印象极深。那篇对策洋洋洒洒数千言，引《春秋》《尚书》为据，既谈”更化”改革，又论”独尊儒术”，最终让汉武帝拍案叫绝。这不是偶然，因为当时的察举考试，“对策”的优劣直接决定能否入仕。像公孙弘这样出身放猪娃的平民，正是凭借”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的文学素养，最终官至丞相。可以说，汉代的察举制首次将文学能力与政治才能划上了等号，让”读书入仕”成为社会共识。

（三）赋家与郎官：文学侍从的政治实践

如果说察举制是”正途”，那么汉代还有一条特殊的入仕通道——以文学才华被皇帝征召为郎官。司马相如的故事最具代表性：他写《子虚赋》《上林赋》，用华丽的辞藻描绘帝国气象，汉武帝读了感叹”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结果一见面就封他为郎。这些”文学侍从”虽然平时陪皇帝打猎、写赋，但经常能参与朝政。比如东方朔写《谏起上林苑疏》，用”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价亩一金”的具体数据，劝阻汉武帝扩建园林，既有文学感染力，又有现实说服力。

这种现象背后，是统治者意识到：文学不仅是”润色鸿业”的工具，更是培养官员政治敏感度的阶梯。那些能写出”明主不恶切谏以博观，忠臣不避重诛以直谏”（主父偃语）的文人，往往更能洞察民生疾苦，这对构建高效的文官体系至关重要。

三、制度成型：科举时代的文学-文官深度绑定

（一）从”九品中正”到科举：文学成为公平的标尺

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让选官权落入世家大族手中，“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弊端，倒逼出隋唐的科举制。而科举制之所以能打破门第垄断，关键就在于它找到了一个相对公平的衡量标准——文学能力。隋大业元年（605年）设进士科，唐代完善为”帖经、杂文、策论”三场考试：帖经考对儒家经典的记忆，杂文考诗赋写作，策论考对时务的分析。这其中，诗赋最能体现个人才学，因为它无法靠家族背景提前准备。

我曾在敦煌文献中看到唐代的科举范文，比如《终南山望余雪》的应试诗，祖咏只写了”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四句，却因”意尽而止”被考官录取。这种”以诗取士”的规则，让无数寒门子弟看到希望。比如白居易，出身小官僚家庭，通过苦读”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最终以第四名的成绩进士及第，留下”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自豪。

（二）文人官僚的双重身份：从诗人到父母官

科举制下的文官，往往兼具”文人”与”官僚”双重身份。他们在寒窗苦读时，是”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诗人；入仕后，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官员。这种身份转换，在唐代尤为明显。比如韩愈，既是”文起八代之衰”的散文大家，又是任潮州刺史时驱鳄鱼、兴学校的实干家；柳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