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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数据安全合作机制比较研究

引言

在数字经济与全球化深度交织的背景下，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其安全问题已从技术领域延伸至国家战略层面。数据跨境流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保障等议题，不仅关系到企业的商业利益，更涉及国家主权与公共安全。中国与日本作为亚洲两大经济体，数字经济规模分别位列全球第二和第五，两国在数据安全领域的合作既具备现实需求，也面临机制性挑战。

当前，国际数据安全治理呈现“区域化”与“差异化”特征，各国基于自身法律传统、产业需求和文化背景构建了独特的合作机制。中日两国虽同处东亚文化圈，但在数据安全合作的法律基础、机制设计和实践路径上存在显著差异。本文通过系统比较两国数据安全合作机制的核心要素，剖析差异背后的动因，旨在为优化区域数据安全治理提供参考，同时为两国深化合作寻找潜在契合点。

一、中日数据安全合作的法律基础比较

数据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需以完善的国内法律体系为根基。法律不仅明确了数据处理活动的边界，更划定了国际合作的权限与范围。中日两国在数据安全立法逻辑、核心原则和监管框架上的差异，直接影响着合作机制的设计方向。

（一）中国数据安全法律体系的核心特征

中国数据安全立法呈现“顶层设计+专项立法+配套规则”的立体化结构。2016年《网络安全法》的出台，首次将数据安全纳入法律规范；2021年《数据安全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施行，标志着数据安全治理进入“三法合一”的新阶段。

《数据安全法》以“数据分类分级保护”为核心，将数据分为一般数据、重要数据和核心数据，针对不同层级数据设定差异化保护要求；《个人信息保护法》则确立了“最小必要”“知情同意”等基本原则，强调个人信息处理的透明性与可追溯性。此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等配套法规，进一步细化了数据跨境流动的具体规则，例如要求重要数据出境需通过安全评估，并明确了“数据本地化存储”的例外情形。

从立法逻辑看，中国更注重数据安全与发展的平衡，既强调维护国家数据主权，又为数字经济创新预留空间。这种“安全优先、动态调整”的立法思路，为国际合作中“风险可控”的合作模式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日本数据安全法律体系的核心特征

日本的数据安全立法以“个人信息保护”为起点，逐步扩展至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1973年《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首次颁布（2003年全面修订），奠定了日本数据保护的基本框架；2020年《关于使用特定信息通信技术的信息处理的法律》（简称《数据流通法》）的出台，标志着日本从“保护优先”转向“保护与利用并重”。

日本法律体系的核心原则包括“目的明确化”“适当性”和“责任自负”。例如，《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企业在收集个人信息时必须明确使用目的，且处理行为需与目的“适当关联”；《数据流通法》则聚焦公共数据与企业数据的协同利用，通过“数据信托”“匿名化处理”等机制，降低数据流通中的隐私风险。在监管模式上，日本更依赖“行业自律”与“行政指导”，例如经济产业省（METI）与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PPC）分工协作，前者推动数据利用，后者监督保护措施，形成“双轮驱动”的监管格局。

与中国相比，日本立法更强调企业的主体责任与市场的自发调节，法律条款中“指引性规范”多于“强制性规定”，这种“柔性治理”特征使其在国际合作中更倾向于通过行业标准对接实现机制协同。

（三）法律基础差异对合作机制的影响

中日法律体系的差异直接塑造了合作机制的底层逻辑。中国的“强制合规+安全评估”模式，要求国际合作必须满足数据分类分级、跨境流动审批等前置条件；日本的“自律合规+标准认证”模式，则更依赖企业间的自愿协议与第三方认证机构的信用背书。例如，在数据跨境流动领域，中国企业若与日本企业合作，需先通过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而日本企业更关注是否符合“APEC跨境隐私规则体系（CBPR）”等国际标准。这种差异导致两国在合作初期常面临“合规成本不对等”的问题——中国企业需额外投入资源满足日方标准，日本企业则需适应中方的行政监管流程。

二、中日数据安全合作机制的实践形式比较

基于法律基础的差异，中日数据安全合作机制在双边协议、多边参与和技术协作三个维度呈现不同特征。这些实践形式既反映了两国的合作需求，也暴露了机制设计中的短板。

（一）双边协议：从“框架性共识”到“具体领域突破”

中日双边数据安全合作起步于2018年《中日韩数字经济合作宣言》，但早期协议多为原则性表述，缺乏可操作性。近年来，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两国在数据安全领域的双边协作逐步深化。

中国更倾向于通过“顶层设计+专项谈判”推动双边合作。例如，在跨境电商领域，中方提出“数据分类跨境流动”方案，将商品交易数据与用户个人信息区分处理，前者可通过白名单机制自由流动，后者需经安全评估；日方则主张“企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