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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土地政策与社会结构

引言

土地作为古代社会最核心的生产资料，其分配与管理方式直接决定了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地位与权力格局。汉代（包括西汉与东汉）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奠基期，其土地政策经历了从初创到调整、从规范到失控的复杂演变过程，而这一过程又与社会结构的分化、重组形成了深刻的互动关系。无论是汉初”与民休息”背景下的授田制，还是西汉中后期因土地兼并引发的限田尝试，亦或是东汉豪强地主主导的大土地所有制，土地政策始终是观察汉代社会阶层流动、矛盾演变的关键切口。本文将以土地政策为线索，深入探讨其如何塑造并反作用于汉代社会结构，揭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内在联系。

一、汉代土地政策的演变脉络

汉代土地政策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继承前代制度、适应现实需求的过程中不断调整。从西汉初期的授田制到中后期的限田令，再到东汉屯田制与土地兼并的失控，政策的每一次变动都折射出社会矛盾的转移与阶层力量的消长。

（一）西汉初期：授田制的继承与调整

汉代土地政策的起点可追溯至对秦制的继承。秦自商鞅变法后推行”名田制”，即按爵位高低授予土地，爵位越高，授田数量越多（如公士可授田1顷，上造2顷，直到彻侯95顷）。这种以军功爵位为核心的土地分配制度，在汉初仍被部分保留。刘邦在统一战争中曾颁布诏令：“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明确要求地方优先为高爵者分配田宅，本质上延续了秦代”军功授田”的逻辑。

但汉初的社会现实迫使政策做出调整。经过秦末战乱，人口锐减、土地抛荒现象普遍，“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为恢复生产、稳定民生，统治者在保留”名田制”框架的同时，扩大了授田范围。除军功阶层外，普通编户齐民也被纳入授田体系：“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即鼓励逃亡人口返乡，恢复其原有的爵位和田产；无爵者则按”小爵”（最低爵位）标准授田1顷、宅30步。这种”普惠性授田”与”差别化分配”相结合的政策，既保障了自耕农的基本生存，又通过爵位等级维护了军功集团的特权，为汉初经济复苏奠定了基础。

（二）西汉中后期：限田令的出台与失效

随着经济恢复与人口增长，土地兼并问题逐渐显现。到汉武帝时期，“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已不鲜见。土地兼并的推手主要有三：其一，军功阶层的后代失去战功支撑，却凭借世袭爵位继续占有大量土地；其二，商业资本向土地渗透，“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成为商人保值财富的普遍选择；其三，官僚阶层利用权力侵吞公田，如《史记·酷吏列传》记载宁成”贳贷买陂田千余顷”，通过借贷手段大规模兼并土地。

为遏制兼并，西汉中后期先后出台了限田政策。汉元帝时，大臣贡禹提出”自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贩卖，与民争利”，试图限制官僚经商兼并土地；汉哀帝时，师丹、孔光等人制定《限田限奴婢令》，规定”诸侯王、列侯、公主、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这些政策的核心是通过设定土地与奴婢占有的上限，缓解社会矛盾。

但限田令的执行效果却十分有限。一方面，既得利益集团强烈反对——贵族、官僚、豪强本就是土地兼并的主体，政策触及他们的根本利益，执行中往往”行之一时，旋即废弛”；另一方面，政策本身存在漏洞，如”三十顷”的上限远高于普通自耕农的土地规模（汉初自耕农一般占田50-100亩），实际是对大土地所有制的妥协。到西汉末年，土地兼并已演变为”豪民侵陵，分田劫假”的普遍现象，自耕农大量破产，社会结构面临剧烈分化。

（三）东汉时期：屯田制与土地兼并的失控

东汉建立后，面对战乱导致的”田无常主，民无常居”局面，统治者采取了两项重要土地政策：一是”度田”，即清丈土地、核查户口，试图抑制豪强隐匿田产；二是推广屯田制，在边疆与内地大规模开垦官田。

“度田”政策的初衷是增加国家赋税来源，但执行中却引发了激烈冲突。地方官员因畏惧豪强势力，“优饶豪右，侵刻羸弱”，对豪强占田”多不平均”。例如，光武帝曾严惩”度田不实”的河南尹张伋等十余人，但地方豪强仍通过武装反抗（如”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迫使朝廷让步。最终，“度田”不了了之，东汉政府默认了豪强地主对土地的合法占有。

屯田制在东汉得到进一步发展，分为军屯与民屯两类。军屯主要集中在边疆（如西北、河套地区），由戍边士兵开垦荒地，“秋冬习战阵，春夏修田桑”；民屯则招募流民耕种官田，政府收取”假税”（租税）。屯田制在短期内缓解了粮食压力，促进了边疆开发，但也为豪强势力提供了新的扩张途径——部分屯田因管理松弛被豪强侵占，转化为私田；参与屯田的农民则因赋税沉重（“与田户中分”的租率）逐渐沦为豪强的依附民。

至东汉中后期，土地兼并已完全失控。《后汉书·仲长统传》记载：“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豪强地主通过”田庄”模式整合土地、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