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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税制异同研究

引言

宋金并立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权对峙时期。宋朝作为中原传统王朝的延续，经济繁荣、制度完备；金朝则是以女真族为核心建立的北方政权，经历了从游牧部落到封建王朝的快速转型。税制作为国家财政体系的核心，既是经济结构的反映，也是政治治理的工具。研究宋金税制的异同，不仅能揭示两个政权在经济基础、民族特性和治理理念上的差异，更能为理解12-13世纪中国多民族政权互动提供关键视角。本文将从税制背景、核心税种、征管体系等维度展开分析，探究二者在“同”与“异”背后的深层逻辑。

一、宋金税制的历史背景与基础框架

（一）宋朝税制的形成土壤

宋朝自建立起便面临“积贫积弱”的财政压力，但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为税制创新提供了动力。其税制体系继承唐中后期“两税法”框架，却因土地私有化加深、商业资本活跃而呈现“农税为主、商税崛起”的特征。北宋初期，国家通过“不立田制、不抑兼并”政策默许土地流转，导致自耕农减少、地主经济壮大，田赋征收对象从“按丁”转向“按亩”；同时，随着大运河贯通、海外贸易兴盛，商税逐渐成为与田赋并重的财政来源。这种“双轨制”特征，使宋朝税制既保留了传统农业社会的根基，又注入了商品经济的活力。

（二）金朝税制的转型路径

金朝税制的发展与政权汉化进程紧密相关。建国初期，女真族以游牧渔猎为生，财政主要依赖部落贡赋和战争掠夺，税制极为简单。随着灭辽伐宋、统治区域南扩至黄河流域，金朝不得不接触并吸收中原税制。金熙宗时期“天眷新制”推行汉官制，海陵王迁都燕京后加速封建化，至金世宗“大定之治”，税制基本完成从“部落贡纳”到“仿宋建制”的转型。但这种转型并非全盘复制：一方面，金朝保留了猛安谋克（军事-生产合一组织）的特殊税制；另一方面，对原辽、宋旧地实行“因俗而治”，形成“多元并存”的税制结构。

（三）基础框架的共性根源

尽管发展路径不同，宋金税制在基础框架上存在显著共性，根源在于对唐制的继承与对中原农耕经济的适应。二者均以“两税法”为田赋核心（宋朝分夏税秋粮，金朝后期亦行夏秋两征）；均将商税、专卖税作为重要补充；均通过“户等制”划分纳税等级。这种共性既是中原税制长期发展的惯性结果，也是两个政权维持统治合法性的必然选择——对宋朝而言，延续唐制是文化正统的象征；对金朝而言，模仿宋制则是“以汉治汉”的治理需要。

二、宋金核心税种的异同分析

（一）田赋：传统根基的同与变

田赋是宋金两国最主要的财政来源，但具体实施差异显著。

相同点：两国均以土地为征税对象，实行夏秋两季征收。宋朝夏税以钱、帛为主（如“税钱”“绢帛”），秋税以粮为主（如“白米”“稻谷”）；金朝后期参照宋制，夏税征麦、秋税征粟，征收物类基本对应。此外，两国均存在“附加税”，宋朝有“支移”（要求百姓将税粮运至指定地点）、“折变”（将实物折为他物或货币）；金朝有“铺马钱”（供驿站使用）、“军须钱”（临时军事开支），本质都是通过额外征派缓解财政压力。

不同点：其一，征税对象的覆盖面差异。宋朝田赋覆盖全国所有耕地（包括官田和民田），而金朝对猛安谋克户实行特殊的“牛具税”（又称“牛头税”）——以每耒（牛具）为单位，每耒征粮一石，税率远低于普通民田（普通民田亩税约一斗，牛具税每耒约合亩税一升），体现了对女真族核心群体的优待。其二，计税依据的精确性差异。宋朝通过“方田均税法”“经界法”等多次清丈土地，建立“鱼鳞图册”记录田亩等级，计税更趋精准；金朝虽推行“通检推排”（类似宋朝的户等评估），但因基层管理松散，土地隐匿现象更严重，实际税负常偏离名义税率。

（二）商税：经济形态的分野体现

商税的发展水平直接反映了两国经济形态的差异。

相同点：两国均设立专门机构征收商税，宋朝有“商税务”“都商税院”，金朝有“市令司”“商课院”；均对“过税”（货物运输税，宋朝税率2%）和“住税”（货物交易税，宋朝税率3%）分设税种。

不同点：其一，商税在财政中的地位悬殊。宋朝商税占比从北宋初的15%升至南宋的30%以上，部分年份甚至与田赋持平；金朝商税始终处于辅助地位，金世宗时期商税年收入仅约田赋的1/5，主要原因在于金朝统治区域内商业网络稀疏（黄河以北经战乱破坏，商业恢复慢于南方），且猛安谋克群体以自给自足为主，参与市场交易较少。其二，征收对象的侧重不同。宋朝商税覆盖范围广，从城市到乡村的“草市”均设税场，对茶、盐、酒等大宗商品实行“禁榷”（国家专卖）与商税双重征收；金朝则长期保留“关市之征”的传统，早期主要对边境互市（如与宋的榷场）征税，后期虽模仿宋朝征收城郭商税，但对乡村集市的管理较为松散。

（三）专卖制度：国家控制的强弱对比

专卖制度是政府通过垄断商品经营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宋金均实行茶、盐、酒专卖，但控制力度差异明显。

相同点：两国均将盐税作为专卖收入的核心。宋朝盐分为“官鬻”（政府直接销售）和“通商”（商人纳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