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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性劳务与职业病防护责任分配

引言

公益性劳务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补充力量，广泛存在于社区服务、医疗支援、环境保护、灾害救援等领域，其无偿性、志愿性、公共利益导向的特征，使其成为连接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桥梁。然而，随着公益性劳务参与领域的拓展与深度的增加，劳动者在服务过程中面临的职业健康风险日益凸显——医疗志愿者可能因防护不足感染传染病，环保工作者长期接触化学污染物引发慢性疾病，社区助老员因频繁搬运重物导致腰椎损伤……这些风险若未得到有效防控，不仅会损害劳动者身心健康，更可能打击公众参与公益的积极性，阻碍公益事业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厘清职业病防护责任分配的边界与逻辑，构建科学合理的责任体系，既是保障公益劳动者权益的现实需求，也是推动公益事业规范化、法治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公益性劳务的特征与职业健康风险特殊性

（一）公益性劳务的核心界定与形态分类

公益性劳务是指个人或组织基于公共利益目的，自愿、无偿提供的具有社会服务性质的劳动行为。其与传统劳动关系的本质区别在于：劳动关系以“有偿性”和“从属性”为核心，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存在明确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而公益性劳务的“志愿性”“非从属性”特征更突出，劳动者通常不受严格的考勤约束，服务内容与方式具有一定灵活性。从实践形态看，公益性劳务可分为三类：一是由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组织的公益活动（如社区卫生宣传）；二是由社会组织（如基金会、公益协会）主导的专项服务（如山区支教）；三是个人自发或通过网络平台参与的临时公益行为（如疫情期间的物资搬运）。不同形态的公益性劳务在组织化程度、服务周期、风险暴露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为职业病防护责任分配的复杂性埋下伏笔。

（二）公益性劳务中的职业健康风险类型

相较于传统职业场景，公益性劳务的职业健康风险具有“隐蔽性”“多样性”和“责任关联模糊性”特征。具体表现为：

其一，生物性风险。参与医疗救助、动物保护的志愿者，可能直接接触患者血液、动物分泌物等，若防护不当易感染乙肝、结核、人畜共患病等；例如在某山区医疗支援活动中，因缺乏专业防护装备，多名志愿者在为当地村民处理开放性伤口时感染链球菌。

其二，化学性风险。环保公益组织在参与污染场地清理时，可能接触挥发性有机物、重金属等，长期低剂量暴露可引发呼吸道疾病、神经系统损伤；某河流生态修复项目中，志愿者因未配备防毒面具，在清理工业废水污染段后出现集体头晕、咳嗽症状。

其三，物理性风险。社区服务中的搬运重物、长期弯腰服务（如助老员协助老人如厕）可能导致肌肉骨骼损伤；灾害救援中的高空作业、高温环境则可能引发坠落伤、中暑等急性伤害。

其四，心理性风险。参与重大灾害心理干预、长期服务困境群体的志愿者，可能因过度共情、工作压力积累出现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

（三）风险特殊性对责任分配的挑战

上述风险的特殊性直接导致责任认定困难：一方面，公益性劳务的“非劳动关系”属性，使得《职业病防治法》中“用人单位负责”的核心原则难以直接适用；另一方面，公益活动往往涉及多方主体（如主办方、合作单位、志愿者本人），各方在风险预防中的能力与角色差异显著，责任边界容易模糊。例如某环保组织与高校合作开展污染调查，志愿者由高校招募，防护装备由环保组织提供，若志愿者因装备缺陷致病，责任应归咎于装备提供方还是人员管理方？此类问题亟需系统性解答。

二、职业病防护责任分配的现实困境

（一）法律依据的适配性不足

我国现行职业病防治法律体系以《职业病防治法》为核心，其适用对象明确限定为“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强调“劳动关系”的存在。而公益性劳务中，志愿者与组织方通常不构成劳动关系，仅为“服务关系”或“合作关系”，导致法律保护出现真空。例如《职业病分类和目录》中列明的132种职业病，均以“职业暴露”为前提，而公益劳动者的“非职业”身份使其难以被纳入法定职业病认定范围。部分地方虽出台《志愿服务条例》，但多聚焦于人身意外伤害保障，对慢性职业病防护的规定仅停留在“应当提供必要防护”的原则性表述，缺乏具体责任划分条款。

（二）责任主体的权责错位

实践中，公益性劳务的责任主体常因“谁受益谁负责”原则的泛化应用陷入争议。理论上，公益活动的最终受益者是社会公众，但具体到防护责任，社会公众作为分散的受益主体，无法直接承担责任；而实际组织方（如公益机构）可能因资金有限，难以提供专业防护；合作单位（如借用场地的企业）可能以“非直接组织者”为由推诿责任；志愿者本人则可能因缺乏专业知识，低估风险或忽视防护要求。例如某社区组织的老旧小区改造志愿服务中，志愿者在拆除墙皮时吸入大量粉尘，事后调查发现：主办方未提供防尘口罩（称“预算不足”），合作的物业公司未提示墙体含石棉（已知风险），志愿者未主动要求防护（认为“短期工作无碍”）。三方相互推诿，最终受害者只能自行承担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