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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关系治理体系现代化改革研究

引言

劳动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关系之一,其和谐稳定直接关系到劳动者权益保障、企业可持续发展与社会整体运行效率。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随着经济结构深度调整、新就业形态快速涌现、劳动者权益意识持续增强,传统的劳动关系治理模式已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现实需求。推动劳动关系治理体系现代化改革,既是回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选择,也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围绕劳动关系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涵、挑战与实践路径展开系统研究,以期为构建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一、劳动关系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涵与时代价值

(一)核心内涵的多维解析

劳动关系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指以系统思维为指导,通过优化治理主体结构、创新治理手段、完善治理规则,形成多元协同、动态平衡、法治保障的劳动关系治理新格局。其核心包含三个维度:

第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传统模式以政府行政监管为主导,现代化改革强调构建“政府+企业+劳动者+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网络。政府从“全能管理者”向“规则制定者、监督协调者”转型;企业作为劳动关系的直接主体,需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劳动者通过工会、职代会等渠道参与协商;社会组织(如行业协会、专业调解机构)则发挥专业服务与矛盾缓冲作用。

第二,治理手段的科学化。传统治理更多依赖行政命令与事后处置,现代化改革注重预防为主、动态监测与精准干预。例如,运用大数据技术建立劳动关系风险预警系统,通过分析劳动合同签订率、工资支付异常数据等指标,提前识别潜在矛盾;推广协商调解机制,将争议化解在萌芽阶段。

第三,治理目标的人本化。从“维护稳定”的单一目标转向“保障权益、促进发展、实现共赢”的综合目标。既关注劳动者的工资、社保等基本权益,也重视职业发展、心理关怀等更高层次需求;既规范企业用工行为,也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推动劳动关系从“对立博弈”向“合作共生”转变。

(二)时代价值的现实意义

在新发展阶段,推动劳动关系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多重战略意义:

其一,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依赖高素质劳动者与高活力企业的良性互动。现代化治理通过规范用工、保障权益,稳定劳动者预期,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同时引导企业将人力资源管理从“成本控制”转向“人才投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其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抓手。劳动关系是社会财富分配的基础环节,治理体系现代化通过完善工资集体协商、劳动基准落实等机制,缩小收入差距,推动发展成果共享,夯实社会和谐的微观基础。

其三,应对新就业形态挑战的关键举措。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催生了大量灵活就业群体,其劳动关系呈现“去雇主化”“模糊化”特征。现代化治理通过创新用工模式认定标准、构建新型权益保障机制,为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提供制度支撑。

二、当前劳动关系治理面临的现实挑战

(一)多元主体协同不足,治理效能待提升

尽管多元共治理念已被广泛认可,但实践中仍存在“政府热、企业冷、社会弱”的失衡现象。部分企业将劳动关系治理视为“额外负担”,存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保缴纳不规范等问题;劳动者因担心失业风险,在权益受损时不敢主动维权;社会组织发展不充分,专业调解机构数量不足、公信力有待提高,难以有效承接政府转移的服务职能。例如,某些中小微企业受成本压力影响,更倾向于“被动应付检查”而非“主动完善制度”,导致劳动保障监察部门陷入“检查—整改—反弹”的循环。

(二)规则体系滞后,适应性需增强

现行劳动关系法律法规主要基于传统“标准劳动关系”设计,难以覆盖新就业形态中的复杂用工关系。例如,平台骑手与平台企业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实践中存在认定争议:若认定为标准劳动关系,可能增加平台企业成本,抑制就业吸纳能力;若完全否定,则骑手的工伤、社保等权益缺乏保障。此外,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繁琐,“一调一裁两审”周期较长,部分劳动者因维权成本过高选择放弃,客观上纵容了违法行为。

(三)技术变革冲击,治理能力待升级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重构了劳动过程与管理模式。一方面,企业通过智能管理系统实现劳动过程“精准控制”,如设定外卖骑手的配送时间阈值、网约车司机的接单率考核,劳动者在算法约束下处于弱势地位;另一方面,劳动数据的收集、使用缺乏规范,劳动者的个人信息、工作轨迹等数据可能被滥用,引发新的权益侵害风险。而部分基层劳动保障部门仍依赖人工巡查、纸质报表等传统方式,数字化治理工具应用不足,难以应对海量数据与高频次的用工风险监测需求。

三、劳动关系治理体系现代化改革的实践路径

(一)构建多元协同机制,激发治理主体活力

推动治理主体从“单兵作战”向“协同联动”转变,关键要明确各方权责边界并建立激励约束机制。

政府层面,需强化“政策供给”与“监督兜底”职能。一方面,制定劳动关系治理指标体系,将企业用工合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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