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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关系解除后探视权执行

一、引言：被忽视的”情感纽带”

在婚姻登记处的走廊里，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一对夫妻红着眼眶签完离婚协议，转身时却为”每周六上午能不能带孩子去公园”争得面红耳赤。这不是斤斤计较，而是两个成年人在用最后的力气，争夺与孩子保持联结的权利。法律中将这种权利称为”探视权”，但在现实生活里，它更像一根脆弱的情感纽带——维系着非直接抚养方与子女的亲情，承载着孩子对完整家庭的模糊期待，也考验着法律在处理”家务事”时的温度与力度。

二、探视权执行的法律底色：从法条到现实的距离

（一）法律框架下的探视权：权利的边界与内核

我国《民法典》第1086条明确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这条看似简洁的规定，实则勾勒出探视权的三大核心特征：

首先，它是”双向权利”。表面看是赋予非直接抚养方的”探望权”，本质上更是保障子女”被探望权”。法律之所以将协助义务加诸直接抚养方，正是因为子女并非父母的”附属品”，而是独立的权利主体，需要通过与父母双方的接触实现情感需求与人格健全。

其次，它具有”可诉性”。当协议无法达成时，法院有权就探望的时间、地点、方式作出判决；当判决无法履行时，当事人可申请强制执行。但这种”可诉性”在实践中常被误读——有人认为”法院判了就能执行”，却忽略了探视权执行的特殊性：执行标的不是财产或行为，而是”情感联结”，这注定了它比一般执行案件更复杂。

最后，它强调”动态调整”。孩子的成长是连续的过程，3岁幼儿需要父母陪伴玩耍，10岁儿童可能更在意周末的兴趣班安排，15岁少年或许已有明确的社交需求。因此，法律允许当事人在必要时向法院提出变更探望方式的请求，这体现了对子女成长规律的尊重。

（二）理想状态下的执行图景：三方共赢的平衡

在法律设计的理想状态中，探视权执行应形成”父母协作-子女受益-社会支持”的良性循环。比如：离婚后，母亲每周三下午接孩子放学去图书馆，父亲每周六上午带孩子踢足球，寒暑假交替陪伴；遇到孩子生病或考试，双方主动协商调整时间；社区网格员定期回访，发现矛盾及时调解；学校老师观察到孩子情绪变化，主动联系家长沟通。这种状态下，孩子不会因父母分离而失去任何一方的关爱，父母也能通过共同参与子女成长，逐渐消解离婚带来的怨怼。

但现实中，这样的理想图景往往被打破。据某基层法院统计，离婚后涉及探视权纠纷的案件中，约60%存在不同程度的执行障碍，其中20%需要多次强制执行，5%最终演变为长期对峙。这些数据背后，是一个个孩子躲在门后不敢开门的颤抖，是父亲蹲在幼儿园外偷偷抹泪的背影，是母亲面对”孩子说不想见你”时的心如刀割。

三、执行困境的多维透视：从对抗到和解的鸿沟

（一）直接抚养方的”隐形抵抗”

在探视权执行案件中，最常见的阻碍来自直接抚养方。这种阻碍未必是”明着不让见”，更多是”软抵抗”：有的将孩子送到外地亲戚家藏匿，执行法官上门时称”孩子去姥姥家了”；有的在探望前给孩子灌输”爸爸不要我们了”的负面信息，导致孩子见面时哭闹抗拒；有的表面配合，却在约定时间故意安排孩子上补习班、生病就医，让探望计划反复落空；更有甚者，以”孩子安全”为由，要求非直接抚养方签署”不再争夺抚养权”的协议作为探视条件。

去年处理过一个典型案例：王女士与张先生离婚后，4岁的女儿由王女士抚养。法院判决张先生每周六上午9点至下午5点探望。前两次，王女士按时将孩子送到约定的商场门口，但第三次起，孩子见面时突然说：“妈妈说爸爸身上有病毒，会传染给我。”之后每次探望，孩子都抱着王女士的腿尖叫”我不去”。张先生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法官上门时，王女士委屈地说：“我也不想这样，可孩子自己不愿意啊！”经心理医生介入才发现，孩子的抗拒源于王女士在日常对话中反复强调”爸爸抛弃了我们”，导致孩子产生恐惧心理。

（二）子女意愿的”模糊地带”

《民法典》规定，探望权的行使应”尊重未成年子女的真实意愿”，但”真实意愿”的认定在实践中困难重重。对于低龄儿童（如3-8岁），其表达易受抚养方影响，可能并非真实想法；对于高龄儿童（如8-18岁），虽有一定认知能力，但可能因长期与一方生活产生情感依赖，或因父母矛盾产生逆反心理，导致意愿表达偏离真实需求。

曾有位12岁的男孩在法庭上哭着说”我不想见爸爸”，但私下里对社工说：“妈妈说如果我见爸爸，她就不疼我了。”还有个15岁的女孩，因父亲重组家庭，拒绝探望时说”他有新孩子了，不需要我”，实则是渴望父亲能像从前那样关注自己。这些案例说明，子女的”不愿见”往往是表象，背后可能隐藏着对抚养方的情感忠诚、对亲情缺失的恐惧，或是对父母关系的误读。

（三）执行手段的”力不从心”

与财产执行不同，探视权执行的标的是”行为”，且涉及人身权益，这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