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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国人、野人关系的社会分层

引言

站在三千年前的渭水之畔，西周的青铜礼器在阳光下泛着冷光，城墙内的炊烟与郊外的田垄交织成一幅复杂的社会图景。这个以“礼乐文明”著称的王朝，其社会结构并非简单的“贵族-平民”二分，而是存在着更精细的分层体系——“国人”与“野人”的区分。这种分层不仅是地理空间的划分，更是政治权利、经济地位、文化认同的全面差异，如同两条并行的河流，共同塑造了西周的社会肌理。要理解西周的运行逻辑，就必须深入这两个群体的生存状态，看他们如何在同一片土地上演绎着各自的故事。

一、概念溯源：“国”与“野”的地理分野与人群界定

1.1“国”与“野”的空间边界

西周的“国”与“野”，首先是地理概念上的分野。所谓“国”，指的是周王及诸侯的都邑，即今天所说的“城”。这些城邑通常有夯土城墙环绕，规模不大——据考古发现，西周早期的都城丰镐遗址，城墙周长约4.5公里，面积仅相当于现代一个普通县城。“国”的核心区域是宫殿、宗庙与贵族居住区，外围则是“郊”，大致在城墙外十里范围内；而“野”（或称“鄙”“遂”）则位于“郊”之外，是更偏远的乡村地带。《周礼·地官·载师》中“以廛里任国中之地，以场圃任园地，以宅田、士田、贾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赏田、牧田任远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县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的记载，便详细划分了从“国中”到“疆地”（即“野”）的空间层级。

1.2“国人”与“野人”的身份来源

“国人”与“野人”的身份，本质上是西周“分封制”与“宗法制”的产物。周人灭商后，通过“封邦建国”将同姓、异姓贵族分封到各地，这些诸侯带着自己的“族众”（即“国人”的核心群体）进驻新封地，占据“国”与“郊”的核心区域。这些族众多为周族本支或早期联盟部族（如姜姓），与统治者有血缘或准血缘联系，是“自己人”。

而“野人”的主体则是被征服的土著居民。例如，鲁国分封时，周公告诫伯禽“启以商政，疆以周索”，说明鲁地“野”中的居民多为商族遗民；卫国分封时“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则暗示卫地“野”中有大量夏遗民与戎人。此外，部分因罪被贬或失去族属的周人后裔，也可能沦为“野人”，但数量较少。

1.3文献中的模糊与澄清

需要注意的是，“国人”与“野人”的界限并非绝对，但差异显著。《孟子·滕文公上》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这里的“野人”与“君子”（贵族）相对，而“国人”虽非贵族，却与“野人”分属不同阶层。《周礼·小司寇》记载“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这里的“万民”主要指“国人”，可见“野人”并不在政治参与的范畴内。

二、社会地位的分野：从“参与”到“被管理”的鸿沟

2.1政治权利：国人的“发言权”与野人的“沉默”

西周的“国人”虽非贵族，却拥有一定的政治参与权，这是其区别于“野人”的核心特征。最典型的例子是“国人暴动”：周厉王暴虐，“国人谤王”，最终引发公元前841年的暴动，迫使厉王流亡彘地，史称“共和行政”。《国语·周语上》记载召公劝诫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里的“民”即指“国人”。

具体来说，国人的政治权利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询议权”，即对国家重大事务（如战争、迁都、立君）发表意见，《周礼·秋官·小司寇》的“三询之法”便为此制；其二，“监督评议权”，通过“乡校”（国人聚居的“乡”中的公共空间）议论时政，《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子产不毁乡校，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三，“军事参与权”，国人是西周“乡遂制度”中“乡”的主要兵源，《周礼·夏官·大司马》“令万民之卒伍而用之”的“万民”即指国人，他们平时耕作，战时为“士”，是军队的主力。

反观“野人”，则完全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他们属于“遂”（野）的居民，由“遂大夫”“县正”等官员直接管理，主要职责是提供劳役与赋税，对国家决策没有任何发言权。《礼记·王制》说“田里不粥，墓地不请”，指的就是野人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处置权，更无权参与土地分配的讨论。

2.2法律地位：同罪不同罚的隐性规则

西周的法律体系虽未完全脱离“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框架，但“国人”与“野人”在实际司法中仍有差异。例如，国人若触犯轻罪，可能通过“圜土”（监狱）劳役抵刑；而野人若犯同样之罪，可能直接被处以肉刑（如黥面、刖足）。《周礼·地官·大司徒》提到“以乡八刑纠万民”，这里的“万民”指国人，说明针对国人有专门的教化与刑罚体系；而野人则由“遂人”“遂师”等官员“以令贡赋，以令师田，以令作役”（《周礼·地官·遂人》），更侧重强制管理而非教化。

2.3身份流动：有限的上升通道

理论上，“国人”与“野人”的身份是世袭的，但并非完全固化。例如，野人若因战功或特殊贡献被贵族赏识，可能被“赐姓命氏”，纳入“国人”体系；而国人若因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