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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域下文学翻译译者主体性的多维建构

一、理论溯源：文化转向与译者主体性的哲学根基

（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及其理论突破

在翻译研究的漫长历史进程中，20世纪90年代无疑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期，翻译研究领域发生了深刻变革，“文化转向”成为这一时期的显著标志。此前，翻译研究主要聚焦于语言本体论，着重从语言的结构、语义、语法等层面探讨翻译的技巧与方法，追求译文与原文在语言形式和意义上的对等。这种研究范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但也逐渐暴露出其局限性，过度关注语言内部的转换，而忽视了翻译活动所处的广阔文化语境以及翻译过程中诸多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的深入，翻译研究开始从语言本体论转向文化阐释论，“文化转向”应运而生。这一转向打破了长期以来“原文中心主义”的桎梏，使翻译研究的视角更加多元化和广阔。比利时学者安德烈?勒弗菲尔（AndréLefevere）提出的“改写理论”，在这一理论变革中具有重要影响力。勒弗菲尔认为，翻译即改写，任何形式的翻译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对原作的改写、调整和加工。他指出，影响改写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意识形态、主流诗学和赞助人。意识形态决定了译者对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的目的，主流诗学影响着译者的翻译策略和对原作形式的处理，而赞助人则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对翻译活动施加影响。例如，在特定历史时期，由于意识形态的作用，译者可能会选择翻译那些符合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作品；主流诗学的要求可能促使译者在翻译时对原作的诗歌形式、叙事结构等进行调整，以适应目的语文化的文学传统；赞助人的经济支持或政治倾向也会左右翻译作品的选题和翻译方向。

中国学者谢天振提出的“创造性叛逆”理论，也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创造性叛逆”揭示了翻译作为文化交流行为的本质，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并非是被动的、机械的语言转换者，而是具有创造性的主体。译者在理解和传达原作意义的过程中，会受到自身文化背景、审美观念、价值取向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对原作进行创造性的解读和再创作。这种创造性叛逆不仅体现在对原作语言形式的改变上，更体现在对原作文化内涵的重新阐释和传播上。比如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可能会根据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背景和接受习惯，对原作中的文化意象、典故等进行创造性的转换，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欣赏作品。

这些理论的提出，为译者主体性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框架。它们强调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重要地位，译者不再仅仅是语言的传声筒，而是文化意义的积极阐释者与重构者。译者的决策过程，从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确定，到译文的最终呈现，都深受目的语文化语境的形塑。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译者发挥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通过对原作的创造性转化，使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与理解成为可能。

（二）译者主体性的哲学内涵与核心特征

译者主体性的哲学内涵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不是消极被动地反映客观世界，而是通过实践活动积极地作用于客观世界，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相互转化。在翻译活动中，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同样具有这种主观能动性。译者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通过理解、选择、重构等一系列认知活动，将原作从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实现文化的跨语言传播。

自主性是译者主体性的重要体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拥有一定的自主决策权，这种自主性首先表现在文本选择上。译者会根据自身的兴趣、专业背景、翻译目的以及对市场需求的判断，选择适合翻译的文本。不同的译者可能因为各自的考量因素不同，而选择不同的原作进行翻译。一位对中国古典文学有深入研究且致力于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译者，可能会选择《红楼梦》《论语》等经典作品进行翻译；而一位关注当代文学发展的译者，则可能会选择翻译一些具有时代特色的中国当代小说。在翻译策略的决策上，译者也具有自主性。译者需要根据原作的特点、目的语读者的接受能力以及翻译的目的，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如直译、意译、归化、异化等。对于一些文化内涵丰富、具有独特民族特色的文本，译者可能会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保留原作的文化特色和语言风格，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借鉴；而对于一些旨在追求通俗易懂、便于大众接受的文本，译者可能会选择归化的翻译策略，使译文更符合目的语读者的语言习惯和文化背景。

创造性也是译者主体性的核心特征之一。在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尤为突出。文学作品往往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象、审美情感和艺术价值，译者需要通过创造性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将这些内涵在译文中再现出来。在翻译诗歌时，译者不仅要传达诗歌的字面意义，还要尽可能地再现诗歌的韵律、节奏、意象等美学特征。由于不同语言的诗歌形式和韵律规则存在差异，译者需要发挥创造性，运用目的语的语言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