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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数学老师

初三开学第一天的数学课，我抱着“熬过这节课”的念头趴在桌子上，直到一阵带着粉笔灰气息的脚步声停在讲台前。“我叫陈景明，这一年的数学，我陪你们过。”声音不高，却像颗小石子投进满是浮躁的课堂，我抬头时，正撞见他镜片后那双亮得像星星的眼睛。后来才知道，这双眼睛不仅能看透我们藏在课本下的漫画，更能看穿我们对数学的畏惧与抵触。

陈老师的数学课从没有“标准答案”的压迫感。第一次讲二次函数，他没翻课本，反而举着个篮球走进教室：“谁能告诉我，把球抛到最高处时，它的运动轨迹是什么样的？”后排调皮的男生喊“抛物线”，他笑着抛起篮球，阳光透过窗户落在球上，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对，但这道弧线里藏着的不仅是公式，还有重力加速度，是古人丈量土地时的智慧，是航天火箭发射的基础。”那天的黑板上，他没写一个公式，先画了投篮的轨迹，又画了古代水渠的截面，最后才引出二次函数的表达式。当我第一次主动举手计算篮球最高处的函数值时，突然发现那些曾经像天书的符号，竟成了描述世界的语言。

我真正对陈老师改观，是那次月考后的办公室谈话。我的数学成绩常年在及格线徘徊，那次更是创下新低，试卷上的红叉像张密网把我困住。抱着“挨批评”的心态走进办公室，却看见他正用红笔在我的试卷上圈画，旁边摆着一杯温热的柠檬水。“你看这道题，”他指着几何证明题，“辅助线画对了方向，却在最后一步漏了全等三角形的判定条件，就像盖房子差了最后一块砖。”他没有说“你怎么这么粗心”，而是拿出草稿纸，一步步演示如何把“漏洞”补上。临走时，他把那杯柠檬水推给我：“数学就像泡茶，急不得，得慢慢品出味道。”那杯柠檬水的清甜，和草稿纸上整齐的演算步骤，成了我摆脱数学畏难情绪的起点。

陈老师的办公桌上总摆着两样东西：一本翻得卷边的《数学史》，和一个装满彩色便利贴的铁盒。每次讲新知识点，他总会插一段数学史的小故事。讲负数时，他说古代数学家为了表示亏欠，创造出比“零”更奇妙的数字；讲圆周率时，他提起祖冲之在油灯下演算的身影，说“这个小数点后的数字，藏着中国人的执着”。而那个便利贴铁盒，是给我们的“疑问收集箱”。不管是课堂上没听懂的难题，还是生活里和数学相关的困惑，都能写在便利贴上贴进去。有次我写了“为什么钟表是十二进制”，第二天他就在课堂上专门讲了古代计时法与数学进制的关系，还笑着说：“这个问题问得好，数学从来不是孤立的学问。”

去年冬天的一个晚自习，突然下起了大雪。晚自习结束后，我因为一道压轴题没解开，留在教室加班。陈老师查班时发现了我，没催我回家，反而搬了把椅子坐在我旁边：“我们先别急着算答案，先想想这道题要考什么。”他从题干里的关键词说起，帮我梳理知识点之间的联系。窗外的雪越下越大，教室里的暖气把他的眼镜熏得有些模糊，他时不时摘下眼镜擦拭，指尖还沾着刚才在黑板上写字的粉笔灰。当我终于算出正确答案时，抬头看见墙上的时钟已经指向十一点。他起身时揉了揉腰，从包里掏出一副手套递给我：“雪天路滑，戴上暖和点，明天再给你讲类似的题型。”路灯下，他的身影被雪勾勒出一圈柔和的轮廓，我突然发现，那些曾经让我头疼的数学题，因为有了这样的陪伴，竟也变得温暖起来。

陈老师从不要求我们死记硬背公式，他总说“公式是工具，要知道它从哪里来，才能用好它”。为了让我们理解勾股定理，他带我们用硬纸板做了三个正方形，让我们亲手拼接，感受“勾三股四弦五”的奥秘；为了讲概率，他组织我们做“摸球游戏”，记录每次摸球的结果，再对照公式计算概率，当我们发现实验结果和理论值越来越接近时，课堂上响起了自发的掌声。有个以前总抄作业的男生，在那次摸球实验后，主动问陈老师：“能不能再做一次实验？我想看看是不是次数越多越准确。”陈老师笑着点头，第二天就带来了更多的小球和记录表。

最让我们感动的是中考前的那段日子。陈老师的爱人住院了，他每天早上先去医院送饭，再赶去学校上早自习，晚上陪我们晚自习后，又折回医院陪护。有天他顶着黑眼圈走进教室，声音有些沙哑，却依然笑着说：“今天我们讲最后一套模拟卷，把你们的疑问都抛出来。”课上到一半，他突然咳嗽起来，掏出手绢捂了好一会儿。我们都劝他休息，他却摆了摆手，喝了口热水继续讲题。下课后，班长带着我们去办公室，把写满祝福的卡片放在他桌上，他看着卡片，镜片后的眼睛红了，却故作轻松地说：“等你们中考结束，我请大家吃雪糕，要算准每个人的份数，可别算错了。”

中考数学考试那天，我拿到试卷时有些紧张，抬头看见监考老师胸前的工作牌，突然想起陈老师说过的话：“拿到试卷先看一遍，把会做的题当成老朋友，和它们打个招呼。”我深吸一口气，按照他教的方法先做基础题，遇到难题时，脑海里浮现出他在黑板上画图的身影，突然就有了思路。走出考场时，看见陈老师站在考点门口，穿着我们熟悉的蓝色衬衫，手里举着写着“加油”的牌子，镜片上沾着汗水，却笑得比阳光还灿烂。

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