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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与阿拔斯王朝外交关系研究

引言

公元8世纪前后，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崛起了两个横跨文明板块的庞大帝国：东方的唐王朝（618-907年）与西亚的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中国史书称“黑衣大食”）。这两个疆域广袤、文化璀璨的帝国，虽相隔万余里，却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香料之路建立了频繁的外交联系。这种跨越地理阻隔的互动，不仅是两大帝国政治智慧的体现，更成为东西方文明对话的重要桥梁。本文以唐与阿拔斯王朝的外交关系为核心，从历史背景、互动途径、典型事件及影响意义四个维度展开分析，试图还原这段被沙漠与绿洲见证的文明交流史。

一、历史背景：两大帝国的崛起与欧亚格局的演变

（一）唐王朝的盛世气象与开放战略

唐王朝自太宗贞观之治起，历经高宗、武周至玄宗开元盛世，国力达到鼎盛。其疆域东抵日本海，西逾葱岭，北至贝加尔湖，南达交趾，建立起“天可汗”体系下的东亚朝贡网络。唐朝的开放体现在多个层面：政治上设鸿胪寺专门管理外交事务，在西域设安西、北庭都护府保障商路安全；经济上推行“市舶司”制度，鼓励胡商来华贸易；文化上兼容并蓄，长安城内胡商、僧侣、学者云集，胡乐、胡服成为时尚。这种“海纳百川”的姿态，为与阿拔斯王朝的外交接触奠定了基础。

（二）阿拔斯王朝的建立与东扩需求

阿拔斯王朝取代倭马亚王朝（中国称“白衣大食”）后，将首都从大马士革迁至巴格达，确立了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统治。该王朝以“伊斯兰文明保护者”自居，积极推动文化复兴（史称“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同时为获取东方的丝绸、瓷器等奢侈品，以及平衡与拜占庭帝国的西部压力，迫切需要打通东方商路。阿拔斯统治者意识到，与东亚最强大的唐王朝建立联系，既能保障陆上丝绸之路的畅通，又能借助唐朝的政治影响力巩固其在中亚的地位。

（三）欧亚交通网络的成熟

自汉代张骞通西域后，丝绸之路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至唐代已形成“沙漠丝绸之路”（经河西走廊、天山南北）与“海上丝绸之路”（从广州、泉州出发，经马六甲海峡至波斯湾）两条主通道。中亚的康国、安国等昭武九姓胡商，作为“中间人”活跃于两大帝国之间，既传递商品信息，也充当外交信使。同时，波斯萨珊王朝的灭亡（651年）与阿拉伯帝国的东扩，使中亚政治格局重新洗牌，唐朝与阿拔斯王朝在中亚的势力范围逐渐形成交集，直接外交接触成为必然。

二、互动途径：官方与民间交织的外交网络

（一）官方使节：朝贡体系下的政治对话

唐朝与阿拔斯王朝的官方交往以“朝贡-回赐”为主要形式。据《旧唐书·西戎传》记载，从阿拔斯王朝建立（750年）至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的近百年间，阿拔斯遣使入唐至少17次，唐朝亦曾派使节回访。例如，752年阿拔斯哈里发曼苏尔即位后，立即遣使携带“良马、宝带、异香”入长安，唐玄宗回赐“锦彩、金银器”；785年，唐德宗为答谢阿拔斯助平“安史之乱”（后文详述），特遣中使杨良瑶率使团经海路出访，其行程被《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详细记录。这些使节不仅携带国书、贡品，还承担着观察对方国情的任务——阿拔斯使者曾记录长安“宫阙壮丽，市肆繁华”，唐朝官员则注意到巴格达“聚商货，盛甲兵”的都市风貌。

（二）商贸往来：经济利益驱动的民间外交

官方使节之外，商人是更频繁的“外交实践者”。唐朝的丝绸、瓷器、茶叶经河西走廊运至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再由粟特商人转往撒马尔罕、布哈拉，最终抵达巴格达；阿拔斯的乳香、没药、宝石、玻璃器则沿相反路线进入中国。考古发现为这种贸易提供了实证：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波斯萨珊银币、阿拉伯金币，以及伊拉克底格里斯河沿岸出土的越窑青瓷，均是双方商贸的物证。值得注意的是，唐朝允许胡商“列肆而市”，甚至在广州设“蕃坊”供阿拉伯商人聚居；阿拔斯则在巴格达设“中国市场”，专门销售中国商品。这种双向的商业包容，使经济交流成为外交关系的“稳定器”。

（三）宗教与文化：精神层面的深度互动

宗教传播是外交关系的重要延伸。阿拔斯王朝以伊斯兰教为国教，随着阿拉伯商人入唐，伊斯兰教开始在长安、广州、泉州等地传播。据《通典》记载，广州“蕃客”中已有清真寺，部分胡商后代“习儒书，应科举”，如847年考取进士的大食商人李彦升。同时，唐朝的佛教、道教文化也通过僧侣、学者传入阿拔斯。义净法师《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提到，有中国僧人经海路至大食传教；阿拔斯学者马苏迪在《黄金草原》中记录了“中国的炼丹术与长生术”，可见道教思想对其的影响。此外，造纸术的西传（751年怛罗斯之战后，唐军俘虏中的造纸工匠在撒马尔罕设厂）、印刷术的早期传播，更是文化交流的里程碑，直接推动了阿拔斯的“知识革命”。

三、典型事件：从冲突到合作的关系转折点

（一）怛罗斯之战：军事冲突后的外交缓和

751年，唐朝安西都护府与阿拔斯王朝在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塔拉兹）爆发战役。此战起因是唐朝属国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背盟，安西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