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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治理伦理体系的制度化路径研究

一、引言

在数字技术深度渗透社会生活的当下，从政务服务到民生消费，从产业升级到公共治理，数字空间已成为与物理世界并行的”第二生存场域”。数字治理作为协调数字空间中多元主体行为、平衡权利义务关系的核心机制，其伦理体系的制度化构建，既是回应技术伦理风险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数字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所谓数字治理伦理体系的制度化，本质上是将数字技术应用中的价值共识、行为准则通过规范体系、运行机制和保障措施固定下来，形成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制度框架。这一过程不仅关系到个体权益的保护，更影响着数字经济发展动能的释放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本文围绕数字治理伦理体系的制度化路径展开研究，旨在为破解当前数字治理中的伦理困境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二、数字治理伦理体系制度化的内涵与必要性

（一）核心概念界定

数字治理伦理体系是指在数字技术应用于公共事务管理、社会服务供给和市场秩序维护过程中，调节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行为的价值准则与道德规范的总和。其核心内容涵盖数据隐私保护、算法公平性、技术普惠性、责任归属等具体领域，强调在效率与公平、创新与安全、自由与秩序之间寻求动态平衡。而”制度化”则是将这些伦理准则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安排，通过法律规范、政策文件、行业标准、组织章程等形式固定下来，形成”价值—规范—实践”的完整闭环，使伦理要求从软性约束转化为刚性规则。

（二）制度化的现实必要性

从技术发展逻辑看，数字技术的”双刃剑”特征日益凸显。一方面，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通过精准匹配需求、优化资源配置，极大提升了治理效能；另一方面，数据滥用、算法歧视、技术垄断等问题不断涌现，若缺乏制度化约束，技术创新可能异化为侵害个体权益的工具。例如，某些平台利用用户行为数据实施”大数据杀熟”，本质上是技术优势对伦理底线的突破，亟需通过制度明确数据使用的边界。

从社会治理需求看，数字治理涉及多元主体的利益博弈。政府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企业关注商业价值实现，公众则重视个人权益保护，不同主体的伦理诉求存在天然差异。制度化能够为各方提供共同的行为准则，减少因认知分歧导致的治理冲突。以公共数据开放为例，若缺乏统一的伦理制度规范，地方政府可能因担心数据泄露风险而过度限制开放，企业则可能因数据获取困难而制约创新，制度化可通过明确数据分级分类标准、脱敏处理要求等，平衡安全与利用的关系。

从伦理风险防范看，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使得伦理问题呈现”先发后治”的被动局面。相较于传统治理场景，数字治理中的伦理风险具有隐蔽性（如算法黑箱）、扩散性（如网络谣言的病毒式传播）和长期性（如数据泄露的持续影响），仅靠事后追责难以有效应对。制度化通过预先设定伦理审查、风险评估等程序，能够将伦理要求嵌入技术研发、应用的全生命周期，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预防”的转变。

三、当前数字治理伦理体系制度化的现实困境

（一）制度供给存在结构性矛盾

现有制度体系在覆盖范围与精准性上存在不足。一方面，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存在脱节。国家层面出台的《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虽构建了基本框架，但针对具体场景（如智能医疗、自动驾驶）的实施细则尚未完善，基层在执行中面临”法律原则难落地”的困境。另一方面，行业规范与法律体系衔接不畅。部分互联网企业制定了内部伦理准则，但这些准则多以企业利益为导向，与公共伦理要求存在偏差，甚至出现”企业标准替代公共标准”的现象。例如，某领域企业自行制定的用户数据收集规则，可能超出”最小必要”原则，而现有制度缺乏对企业标准的有效审查机制。

（二）执行机制面临技术与能力挑战

制度执行的有效性依赖于监管能力与技术手段的匹配。当前，数字治理伦理制度的执行主要面临两方面挑战：一是技术监测能力不足。算法歧视、深度伪造等新型伦理问题具有高度技术性，传统监管手段难以实时追踪和识别。例如，某些推荐算法通过动态调整参数规避监管，监管部门因缺乏对应的技术工具，难以准确判定其是否违反公平性要求。二是多元主体协同能力薄弱。数字治理涉及网信、公安、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各部门在数据共享、责任划分上存在壁垒，导致伦理制度执行中出现”多头管理”或”监管真空”。例如，针对短视频平台的内容伦理问题，内容审核归宣传部门、数据安全归网信部门、用户权益归市场监管部门，部门间信息不通畅易导致监管漏洞。

（三）价值共识与行为认同存在偏差

伦理制度的有效实施依赖于主体的内在认同。当前，不同群体对数字治理伦理的认知差异显著：公众更关注个人信息安全和算法公平，企业更关注技术创新的效率与商业利益，政府则需平衡发展与安全的全局目标。这种认知差异导致制度执行中出现”上热下冷”现象。例如，在推动公共数据开放的过程中，公众希望获取更多便民数据（如交通出行、医疗健康），企业希望获取高价值产业数据（如行业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