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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气候融资的中国方案

引言

全球气候变化已从科学问题演变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挑战。在《巴黎协定》明确”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努力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的目标下，气候融资作为撬动资金流向低碳转型、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工具，成为国际气候治理的关键议题。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既面临自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减排压力，又承担着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大国责任。近年来，中国立足发展中国家实际需求，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基础，构建起涵盖理念引领、机制创新、实践探索的气候融资体系，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兼顾公平与效率的”中国方案”，为国际气候合作注入了新动能。

一、中国气候融资方案的核心理念：发展与气候的协同共生

气候融资本质是发展资源的再配置，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既要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更要回答”钱往哪里去”的命题。中国方案的独特性，首先体现在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的尊重与维护，将气候融资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深度融合。

（一）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锚定公平底色

中国始终强调，气候融资的分配应充分考虑历史排放差异与发展阶段不同。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累计排放占全球总量的70%以上，理应对气候融资承担主要责任；发展中国家则面临消除贫困、改善民生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双重任务，需要获得资金、技术与能力建设支持。在此框架下，中国提出”气候融资不是慈善捐赠，而是责任与义务的履行”，既推动发达国家落实每年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承诺，又通过自身实践探索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互助模式。例如，中国设立的200亿元人民币”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中，超过60%的资金用于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气候适应与减排项目，这种”发展中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的模式，突破了传统南北援助的单向性，更符合受援国的实际需求。

（二）以”双碳”目标引领资金流向的绿色导向

2020年中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后，气候融资被纳入国家战略全局。区别于部分国家将气候资金用于”碳抵消”或单纯购买排放权的做法，中国明确气候融资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低碳转型。在政策设计上，通过《绿色产业指导目录》《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等文件，将资金重点投向可再生能源、绿色交通、节能改造、生态保护等”减污降碳协同增效”领域。以可再生能源为例，近年来中国对风电、光伏发电的直接财政补贴与优惠贷款支持，不仅推动国内可再生能源装机量占比超过40%，更通过技术外溢效应降低了全球新能源设备成本——全球光伏组件价格近十年下降超过90%，中国产业链的规模化发展是关键驱动因素。这种”资金-技术-产业”的良性循环，使气候融资真正成为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的”催化剂”。

（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拓展合作边界

中国方案超越了单一国家或区域的利益视角，将气候融资视为构建全球气候治理共同体的纽带。在双边层面，与非洲、东南亚、拉美等地区国家签署气候合作备忘录，设立专项气候资金；在多边层面，积极参与全球环境基金（GEF）、绿色气候基金（GCF）等机制，推动基金治理结构改革以增加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在民间层面，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参与气候融资，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格局。例如，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建设的光伏电站、清洁煤电改造项目，不仅带动当地就业，更通过”建设-运营-移交”（BOT）模式帮助受援国建立可持续的气候融资能力，实现”授人以渔”的合作目标。

二、中国气候融资方案的实践路径：政策、市场与社会的协同发力

理念的落地需要具体的实现路径。中国气候融资方案通过政策工具创新、市场机制培育与社会力量动员，构建起覆盖”资金供给-配置-使用-反馈”全链条的实践体系，解决了气候融资”谁来投”“怎么投”“如何持续”的关键问题。

（一）政策工具：构建多层次激励约束机制

政府在气候融资中发挥着”定方向、补短板、防风险”的核心作用。中国通过财政、金融、产业政策的协同联动，形成了”引导+倒逼”的政策组合拳。

在财政政策方面，中央与地方财政设立专项气候资金，对新能源项目给予投资补贴、税收减免。例如，对符合条件的光伏、风电项目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50%政策，对节能服务公司实施所得税”三免三减半”优惠。地方层面，多个省份设立绿色发展基金，通过”母基金+子基金”模式放大财政资金杠杆效应，部分基金的杠杆率达到1:5以上。

在金融政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将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纳入宏观审慎评估（MPA）体系，引导金融机构增加气候相关领域的资金投放。截至目前，中国绿色贷款余额已超过25万亿元，规模居全球第一；绿色债券存量超过2.5万亿元，年发行量占全球30%左右。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创新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对金融机构向碳减排重点领域发放的贷款，按贷款本金的60%提供低成本资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