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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钟鼓楼的变迁

钟鼓楼是北京人最深刻的历史文化记忆之一，元、明、清时期文武百官或是寻常百姓，都要聆听“击鼓定更、撞钟报时”之音。至民国时期，钟鼓楼开始由古代皇家授时之地转向近代普及大众教育和生活休闲的场所。如今钟鼓楼在古老历史与现代文明的融汇中依旧伫立在中轴线的北端，见证着新时代北京的社会变迁与城市发展。

鼓楼北门

传统时代的报时中心

北京钟鼓楼始建于元代至元九年（1272年），地处元大都皇城以北的中心地带，时名“齐政楼”。“齐政”是“七政”的谐音，是指中国古代天文历法中的日、月，加上金、木、水、火、土这五大行星，合起来统称“七政”，命名与四时运转相联系。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思想中以北为尊，居皇城与宫城北端的钟鼓楼，显现出对皇权统治的重要性。元大都作为当时的国都，是天子首善之区、政令所出之地，京城的钟鼓楼所发出的时间信息更指导着万民的作息，引领着整个国家的发展。从那时起钟鼓楼便有了皇权神圣与威严的象征意义，开始承担王朝的报时任务，并成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

颁历授时在古代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因此，中国古代新的王朝建立之后，需要颁布历法、重新订立时间标准，颁历授时也是王朝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标志之一。只有精准掌握天文历法，才能“敬记天时，以授民也”，历代帝王都将掌握天文历法当作王朝存续的大事。至元十八年（1281年），元朝颁行天文学家郭守敬的《授时历》，通过计算天体运行的规律，打破古代制历的习惯，是古代历法的新突破。当时的钟鼓楼便开始利用这套新制历法，运用具有先进技术的莲花漏仪器进行精确计时，由此传递时间信息，万民得以因时劳种。不幸的是，兴建后不久的鼓楼与钟楼相继毁于大火，只保留了“北钟南鼓”的方位分布规制。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确立在中轴线的北端，即元大都万宁寺中心阁旧址重新建造钟鼓楼。重建后的钟鼓楼仍旧采用木式结构，却再度毁于火灾，直到清乾隆十年（1745年）钟鼓楼开始选用砖石重新砌筑，才消除了火患威胁。清代北京钟鼓楼的建置达到最完备时期，这座报时中心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组织系统与管理制度。钟鼓楼由中央机构銮仪卫管理，每当夜幕降临，銮仪卫会派专职人员更鼓晨钟。一般是先击鼓后撞钟，在黄昏戌时的“定更”与平旦寅时的“亮更”分别报两次更，钟鼓先后敲击两轮，共一百零八下，象征一年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与七十二候。钟鼓楼的内部置鼓悬钟，以便鼓楼击鼓定更、钟楼撞钟报时，另外鼓楼内设铜壶滴漏或时辰香以计时，形成计时、定时与报时于一体的程序，这些举措大大提高了所报时刻的准确性。北京城的夜禁以钟声为准，宵禁钟声一响，城门关闭，禁令行人，只有更夫的铜锣与梆子响彻街市，报时巡视。

经过元、明、清三朝的毁坏与重建，钟鼓楼的建造规模不断得到完善，并保持到现代。作为报时中心，它始终担负着由皇家向万民授时，“以时出治，声与政通”的功能，用以昭示法度，安定民心。北京城民众的作息，仰仗着每日的晨钟暮鼓，时间的统一使整个城市有了秩序。随着清朝封建统治的瓦解和民国时期钟表的普及，钟鼓楼象征皇家统治威仪的作用不在，而旧有的报时功能也在逐渐淡化。1924年，溥仪逊位后被逐出紫禁城，钟鼓楼报时之用也连带被废止。

民国初期的通俗教育场所

通俗教育始于清末新政时期，由政府主导、民间力量参与，旨在“开民智、立新民”。在民初“改良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底层民众的教育权利受到重视。民国元年（1912年），教育部开始设社会教育司，分管全国通俗教育。次年教育部令京师学务局设立京师通俗教育研究会，为推行通俗教育做准备。民国四年（1915年）9月，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成立，以“改良社会，普及教育”为宗旨，开启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但通俗教育活动只是零散的开展，未能产生预想的社会效应，直到“京兆通俗教育馆”安设于鼓楼后，才开始成为真正启蒙民智、承担社会教育功能的场所。

民国十四年（1925年），京兆尹薛笃弼为了充分利用钟鼓楼旧址，请示内务部将鼓楼拨归教育场所之用，以提高国民文化素质。经内务部批准，在原鼓楼的基础上成立了“京兆通俗教育馆”，历时近五个月的筹备，于10月4日开馆，开创北京通俗教育之先河。鼓楼被改建为通俗教育馆，从其名称的改变即可看出，随着封建皇权的崩溃，钟鼓楼作为威严皇权的象征意义正在被消解，而被赋予启迪民智的功能。通俗教育馆立足于底层社会，普及现代文化知识，改良社会风气。通俗教育馆内设图书、博物、讲演、游艺四部。薛笃弼对鼓楼一层原有的穹形甬洞进行改建，一楼正中的位置为讲演部，配备幻灯机与留声机，于每周六晚七时至八时开讲，座位可容纳六百余人；东侧为图书部，设书库与图书阅览室，书库藏有一千二百六十三部，三千余册，图书阅览室包括妇女、儿童及报纸杂志阅览处；西侧为博物部，即设史地室、理科室、京兆室、卫生室，陈列历代帝后像与历代货币表、手工制造品与农产品各种理化仪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