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代表在全县助学金发放仪式上的发言.docxVIP

学生代表在全县助学金发放仪式上的发言

尊敬的各位领导、爱心企业代表、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今天站在这里，我的手心里还攥着那张带着温度的助学金领取单。纸角被我反复摩挲得有些发皱，上面的数字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那不是简单的金额，是37位素未谋面的叔叔阿姨用工资里省下来的钱凑成的希望，是奶奶在村口大树下等了半个月的汇款单，是爸爸腰伤发作时没舍得买的那盒止痛药，更是我压在枕头下整整三年的大学梦。

我叫林小夏，来自县北的双河村。村子坐落在两座山中间，出山的路是石子铺的，下雨时坑坑洼洼能淹到小腿。我家的土坯房建在坡上，屋顶的瓦缝里总漏雨，母亲用塑料布补了又补。从小到大，我最熟悉的声音是父亲敲竹编的“咔嗒”声——他年轻时在工地摔断了腰，干不了重活，只能编竹筐换点零钱；是母亲凌晨三点推板车的吱呀声——她天没亮就去镇里菜市场批发青菜，回来在村口摆个小摊，有时候一天只赚二十块；还有弟弟翻旧课本时的笑声——他的数学书是我初中用过的，封面写着“林小夏2018”，他用橡皮轻轻擦了擦，歪歪扭扭地写上“林小阳2023”。

初三那年，我第一次动了辍学的念头。开学前三天，母亲数了又数抽屉里的钱：卖竹筐攒的87块，卖青菜剩的45块，加上外婆塞的100块，总共232元。而学费要680元，参考书120元，住校费300元——这些数字像针一样扎得我眼睛疼。那天晚上，我坐在门槛上看月亮，听见父亲在屋里咳嗽，母亲压低声音说：“要不别让小夏读了，她成绩好，去镇里电子厂打工，一个月能挣两千多，够供小阳读书了。”我捏着书包带，帆布边角磨得毛糙，那是初一开学时母亲用旧衣服改的。书包里还装着我的日记本，第一页写着“我要去北京上大学”——那是小学五年级，班主任带我们看《北京爱情故事》，我盯着屏幕里的高楼大厦，在作文本上偷偷写的。

第二天早上，我蹲在灶房帮母亲烧火，她往锅里添水时，我小声说：“妈，我不念了。”她手里的木柴“啪”地掉在地上，火星子溅到我裤腿上，烫得我跳起来。她突然抓住我的手，指甲盖里全是青菜汁的绿，说：“小夏，你记不记得去年冬天？你发烧40度，村医说要送县医院，是张叔开着农用车连夜送的。到了医院，你爸翻遍口袋只有200块，是收费处的阿姨说‘先看病，钱慢慢凑’。咱们穷，但不能让娃的念想断了。”那天下午，班主任李老师来了，骑着他那辆锈迹斑斑的摩托车，后架上绑着一摞旧书。他从帆布包里掏出一张表格，说：“县里有个‘青苗计划’助学金，专门给像你这样的孩子。我帮你填了，明天跟我去镇里交材料。”

后来我才知道，“青苗计划”是县工商联牵头，37家中小企业和爱心人士共同发起的，每年资助100名困难学生，从初中到大学，直到毕业。我的第一笔助学金是2000元，拿到银行卡的那天，母亲特意去村口小卖部买了包饼干——平时她连塑料袋都舍不得多要一个。她把饼干掰成两半，一半给我，一半给弟弟，说：“这是好心人给的甜，你们要记一辈子。”

这笔钱像一场及时雨。我交了学费，给父亲买了盒48元的止痛药（他之前一直用艾草熏），给弟弟买了本《奥数小课堂》（他翻书店的样书翻了三次），剩下的钱存进了我的“大学基金”——一个铁皮饼干盒，我在盒盖上贴了张北京大学的照片。从那以后，我不再为生活费发愁：早餐能买个热乎的包子，不用带凉馒头；冬天有了件加绒的校服（之前穿的是表姐的旧棉袄，袖口磨得发亮）；月考进步时，能给母亲买双胶鞋（她的旧鞋鞋底开了口，下雨时进水）。

更重要的是，我心里的那团火烧得更旺了。以前上晚自习，我总担心家里的电费，现在能多学半小时；以前做数学题遇到难题，会想着“反正考不上大学，算了”，现在会跑到办公室找老师，直到弄明白为止；以前开家长会，我最怕母亲穿那双破胶鞋，现在她穿上新鞋，腰板挺得直直的，跟班主任说：“小夏能考上大学，我们信。”

去年中考，我以全县第12名的成绩考上了县一中。报到那天，我在校园里转了一圈，看到图书馆的落地窗、实验室的显微镜、操场边的樱花树，突然想起小学时那个偷偷写在作文本上的梦——原来它不是空想，是可以一步一步走过去的路。开学前一周，“青苗计划”的负责人王阿姨给我打了电话，说我的助学金涨到了每年3000元，还问我需要什么学习资料。我犹豫了半天，说：“能不能给我买本《高中英语词汇闪过》？”她第二天就寄来了，书里夹着张便签：“小夏，知识是最有力的翅膀，飞吧。”

现在，我想说说我的同学们。坐在台下的张磊，父亲是环卫工人，母亲患糖尿病，他靠助学金读完了初中，现在是班里的物理课代表，总说将来要发明垃圾处理机；李雨桐，父母在工地打工，她的助学金来自一位退休教师，现在她每天帮邻居奶奶读报纸，说“要把收到的温暖传下去”；还有坐在最后排的陈阳，他的爷爷是抗美援朝老兵，家里穷但志气高，拿到助学金后，他主动申请了班级图书管理员，把同学们捐的旧书擦得干干净净。我们不是“被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