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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课夏商周的更替

中国历史的长河，源远流长。若从早期国家形态算起，夏商周三代的兴替，无疑是这长河中最先泛起的几朵浪花，它们共同构成了华夏文明早期发展的核心脉络。理解这一段历史，不仅是认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的起点，更能从中窥见王朝兴衰的深层逻辑与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本课将循着时间的足迹，探讨夏、商、周三朝的建立、发展及其更替的历史进程。

一、夏：华夏第一王朝的奠基

夏朝，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其建立标志着“家天下”时代的开端，也意味着原始部落联盟式的政治形态向早期国家的转变。关于夏朝的记载，主要散见于后世的文献，如《史记·夏本纪》等，而考古发现，尤其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为我们勾勒出这个王朝的大致轮廓。

相传，夏朝由大禹的儿子启建立。大禹因治水有功，威望日隆，成为部族联盟的共主。大禹死后，启打破了传统的“禅让”惯例，凭借其父积累的权势和财富，杀死了原定的继承人伯益，自立为王，建立了夏朝。这一事件，史称“夏启夺位”，它标志着王位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公天下”从此变为“家天下”。

夏朝的政治中心区域，大致在今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一带。其统治范围虽较后世王朝为小，但已初步形成了一套行政管理体系。夏朝设有军队、监狱等国家机器的雏形，以维护统治秩序。夏王作为最高统治者，之下设有各级官吏，管理民事、军事等事务。土地制度方面，可能实行了“井田制”的早期形态，将土地划分成方块，分配给农民耕种，这既便于管理，也利于税收的征收。

夏朝共传十四代、十七王，历时约四百余年。到了夏桀统治时期，王朝已显露衰败之象。夏桀以残暴著称，他不修德行，滥用民力，对外穷兵黩武，对内残酷压迫百姓，导致民怨沸腾，诸侯叛离。“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民谣，便是当时民众对夏桀暴政的强烈控诉。最终，崛起于东方的商部落，在首领汤的带领下，兴兵伐夏，与夏军大战于鸣条之野。夏桀兵败，夏朝遂亡。

夏朝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开创了中国古代王朝统治的基本模式，确立了世袭制度，为后续商、周王朝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尽管关于夏朝的具体历史细节，仍有待更多考古资料的证实，但它作为华夏文明早期国家的雏形，其历史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二、商：神权与王权交织的时代

商朝是继夏朝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也是目前有直接考古发现证实的最早王朝。商朝的建立者是成汤，其统治中心几经迁徙，最终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因此商朝又被称为殷商。

商朝在政治制度上，带有浓厚的神权色彩。商王既是最高的统治者，也是最高的祭司。国家大事，如战争、祭祀、农事等，都要通过占卜向上帝和祖先神灵请示，甲骨卜辞便是这一习俗的直接产物。甲骨文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商代历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使我们对商代的社会结构、国家管理、经济生活和文化信仰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商朝的国家机构较夏朝更为完善。商王之下，设有各种职官，分管政务、军事、宗教等事务。地方上则实行内外服制度：内服是商王直接统治的王畿地区；外服则是商王通过册封，由诸侯、方国首领统治的区域。这些诸侯、方国对商王有朝贡、服役和随从作战的义务，但也保留了一定的独立性，这种制度反映了早期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特点。

经济方面，商代的农业生产已较为发达，是主要的经济部门。青铜器的铸造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不仅种类繁多，造型精美，而且体量巨大，著名的司母戊鼎（后母戊鼎）便是商代青铜文化的杰出代表。手工业也已出现明确的分工，除青铜铸造外，制陶、玉器加工、纺织等行业也颇具规模。

商朝后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尤其是到了商纣王（帝辛）统治时期，他对外不断用兵，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对内则施行严刑峻法，修建奢华的宫殿园林，加重了对民众的剥削和压迫，导致民不聊生，诸侯叛离。此时，渭水流域的周部落逐渐强大起来。在周文王、周武王父子的经营下，周部落积极争取联合不满商朝统治的其他方国和部族，形成了强大的反商联盟。

公元前1046年（此为大致纪年），周武王抓住商纣王主力部队在东线作战的时机，率领联军东征，在牧野与商军展开决战。商军阵前倒戈，纣王见大势已去，遂自焚于鹿台，商朝灭亡。

三、周：礼乐文明的奠基与“封建”秩序的建立

周朝是中国历史上存续时间最长的王朝，前后绵延八百余年，通常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西周由周武王姬发建立，定都于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

为了巩固新建立的政权，周朝大规模推行分封制，史称“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周武王将王室子弟、功臣谋士以及古代帝王的后裔分封到各地，建立诸侯国。这些诸侯国在封国内享有世袭统治权，同时也要对周天子承担镇守疆土、随从作战、交纳贡赋和朝觐述职等义务。分封制的实施，有效地扩大了周朝的统治区域，加强了周天子对地方的控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与分封制相辅相成的是宗法制。宗法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周天子是天下的大宗，诸侯是小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