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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犯罪受害人追赃问题

引言

近年来，诈骗犯罪呈现高发态势，从传统的“熟人诈骗”“街头骗局”到新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养老诈骗、虚拟货币诈骗，犯罪手段不断翻新，涉案金额持续攀升。对受害人而言，除了心理创伤，最直接的伤害是经济损失——许多受害人毕生积蓄被席卷一空，甚至背负债务。此时，追赃挽损成为受害人最迫切的诉求，也是司法机关回应群众关切、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环节。然而现实中，“破案容易追赃难”的现象普遍存在，部分案件即便犯罪嫌疑人被绳之以法，受害人仍难以拿回损失。本文将围绕诈骗犯罪受害人追赃的现实困境、法律机制局限及优化路径展开深入分析，以期为完善追赃工作提供参考。

一、诈骗犯罪追赃的现实困境

（一）赃款转移隐蔽化与复杂化

诈骗犯罪的追赃难，首当其冲是赃款流转路径的隐蔽性与复杂性。相较于传统犯罪中“现金交付—直接占有”的简单模式，现代诈骗犯罪普遍依托金融系统、互联网平台完成资金转移，形成“受害人转账—多级账户分流—虚拟交易洗白—境外转移”的完整链条。例如，部分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在收到赃款后，会立即通过“跑分平台”将资金分散转入数十甚至上百个“人头账户”，每个账户再通过购买游戏点卡、虚拟货币、电商虚假交易等方式进一步拆分，最终通过地下钱庄或跨境支付工具转移至境外。这种“蚂蚁搬家”式的转移方式，使得资金流向碎片化、数据痕迹模糊化，给追赃工作带来极大挑战。

（二）追赃率普遍偏低的客观现状

根据相关司法统计数据，诈骗犯罪的整体追赃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例，由于犯罪团伙多藏匿境外、资金快速转移至离岸账户，部分案件追赃率甚至不足10%。即便是境内作案的传统诈骗案件，也常因犯罪嫌疑人挥霍、赌博、还债等行为导致赃款“灭失”。例如，某起养老诈骗案中，主犯将骗取的3000余万元用于购买奢侈品、高消费及偿还个人债务，案发时仅剩余200余万元可查扣，受害人实际获赔比例不足7%。追赃率低不仅直接影响受害人权益，还可能削弱公众对司法公信力的信任。

（三）受害人举证与配合的双重障碍

追赃工作的推进，离不开受害人的积极配合，但实践中常面临“举证难”与“配合难”的问题。一方面，诈骗行为多通过虚构身份、伪造合同、虚假宣传等方式实施，受害人在受骗时往往未留存关键证据（如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被删除，收据签名为假名等），导致后续无法准确指认赃款流向或证明损失金额。另一方面，部分受害人因羞耻心、恐惧心理或对司法程序不了解，选择隐瞒受害事实或延迟报案，错过追赃黄金期。例如，某“杀猪盘”诈骗案中，受害人发现被骗后因担心家人责备，拖延半个月才报警，期间犯罪团伙已将赃款转移至境外，最终仅追回少量资金。

（四）跨区域协作与执行的效率瓶颈

诈骗犯罪的流动性、跨区域性特征突出，尤其是电信网络诈骗常涉及“信息流、资金流、人员流”的全国甚至全球分布，导致追赃工作需依赖多地区、多部门的协作。然而，当前跨区域协作机制仍存在效率短板：不同地区司法机关对追赃标准的理解可能存在差异，涉案账户查控的时间差可能导致资金被转移；银行、支付机构虽有义务配合查询冻结，但部分机构因内部流程繁琐，难以在资金转移前完成紧急止付；跨境追赃则需通过国际司法协助，程序复杂、周期漫长，部分国家或地区因法律差异或利益考量，对赃款返还持消极态度。

二、追赃法律机制的运行逻辑与局限

（一）现行追赃法律体系的框架构建

我国对诈骗犯罪追赃的法律规定主要体现在《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刑法》第六十四条明确“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确立了追赃的基本原则。《刑事诉讼法》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等，进一步细化了侦查阶段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的程序要求。此外，针对犯罪嫌疑人逃匿、死亡等特殊情形，《刑事诉讼法》增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为无法通过普通程序追赃的案件提供了补充路径。

（二）法律机制在实践中的运行局限

尽管法律体系已初步构建，但追赃实践中仍暴露出诸多机制性问题。其一，“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适用门槛较高，需满足“犯罪嫌疑人逃匿一年以上”或“死亡”且“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等条件，导致多数在案犯罪嫌疑人的追赃仍依赖普通程序，难以应对赃款快速转移的现实。其二，涉案财物的处置顺序不明确——当犯罪嫌疑人财产不足以同时承担退赔、罚金、民事赔偿时，法律未明确“先民后刑”还是“先刑后民”的优先顺序，实践中可能出现受害人与其他债权人权益冲突。其三，追缴与退赔的衔接存在漏洞：“责令退赔”虽为强制义务，但缺乏具体执行措施，若犯罪嫌疑人无财产可供执行，判决可能沦为“空判”，受害人权益无法实际兑现。

（三）新型犯罪对法律机制的挑战

随着虚拟货币、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应用，诈骗犯罪的“赃款”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