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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化背景下的数据伦理治理研究

一、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与教育领域的深度融合，教育信息化已从“工具赋能”阶段迈向“数据驱动”阶段。教育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在精准教学、个性化学习、教育管理优化等方面展现出巨大价值：学生课堂行为数据可分析学习习惯，教师教学过程数据能诊断教学效果，区域教育资源数据能辅助政策制定。然而，当教育场景中的人脸信息、生物特征、心理状态等敏感数据被大规模采集、存储和利用时，“数据向善”与“数据失范”的矛盾日益凸显——家长因孩子的学习数据被商业平台滥用而焦虑，教师因算法评价结果与教学实际脱节而困惑，学生因数据标签化遭遇隐性歧视……这些现象不仅损害个体权益，更可能动摇教育公平的根基。在此背景下，探讨教育信息化背景下的数据伦理治理，既是回应技术发展的现实需求，也是维护教育本质价值的必然选择。

二、教育信息化数据伦理的内涵与特征

（一）数据伦理在教育场景中的核心内涵

教育信息化数据伦理，是指在教育数据的采集、存储、处理、共享、删除等全生命周期中，需遵循的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其核心在于平衡数据价值挖掘与个体权益保护，确保技术应用符合教育的育人本质。具体包含三方面要求：其一，尊重数据主体的知情与同意权，即学生、教师、家长等数据生成者应清楚知晓数据“为何收集、如何使用、流向何处”；其二，维护数据使用的公平性，避免因数据偏见导致教育资源分配失衡或个体发展机会受限；其三，坚守教育的人文关怀，防止技术理性过度膨胀，让数据服务于“人”的成长而非“效率”的追求。例如，某智能教育平台在收集学生作业数据时，若仅用于分析知识点掌握情况并反馈给教师，属于合理应用；但若将数据用于商业广告推送或学生分层标签化，则违背了教育数据的伦理边界。

（二）教育数据伦理的特殊性特征

相较于其他领域的数据伦理问题，教育场景下的数据伦理呈现出鲜明特征。首先是主体的多元性，数据涉及学生（未成年人为主）、教师、学校、教育行政部门、技术服务商等多方主体，各方利益诉求差异显著：学生关注隐私保护，学校关注数据效用，企业关注商业价值，这使得伦理冲突更易发生。其次是场景的敏感性，教育数据不仅包含姓名、联系方式等基础信息，更涉及学习能力、心理状态、家庭背景等敏感内容，部分数据（如心理咨询记录）的泄露可能对学生成长造成长期负面影响。最后是影响的长期性，教育数据具有“成长伴随性”——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学习数据可能形成连续的“数字画像”，若早期数据被错误标注（如“学习困难”标签），可能在后续教育阶段被不合理放大，限制个体发展机会。

三、教育信息化数据伦理的现存问题

（一）数据采集：从“必要范围”到“过度索取”的越界

在教育信息化实践中，数据采集的“越界”现象较为普遍。部分学校为追求“智慧校园”建设成效，引入智能考勤、课堂行为分析、情绪识别等设备时，未充分评估数据采集的必要性。例如，某小学安装的“智能手环”不仅记录学生到校时间，还监测心率、体温等生理数据，甚至通过语音识别分析课堂发言频率；某在线教育平台在用户注册时要求上传身份证照片、家庭住址等与学习无关的信息。这些行为往往以“提升教育质量”为名义，实则超出了“最小必要”原则，且未向数据主体（尤其是学生家长）充分说明数据用途，导致个体隐私权受到侵害。

（二）数据使用：从“辅助决策”到“算法控制”的异化

数据的价值在于辅助教育决策，但实践中“算法控制”的异化现象逐渐显现。一方面，算法偏见导致教育公平受损。部分智能测评系统基于历史数据训练模型，若历史数据本身存在性别、地域等偏见（如默认男生理科更强），算法可能进一步强化这种偏见，导致女生在理科学习中被低估。另一方面，“数据暴政”挤压教育的人文空间。某中学将教师的课堂互动次数、作业批改时长等数据直接与绩效考核挂钩，教师为追求数据达标，不得不压缩个性化教学时间；部分学校依据学生的在线学习时长、答题正确率生成“学习能力指数”，并以此划分快慢班，将复杂的教育过程简化为冰冷的数字，忽视了学生的情感体验与个性差异。

（三）数据共享：从“协同增效”到“隐私泄露”的风险

教育数据的跨部门、跨平台共享是实现教育资源整合的重要途径，但也带来了隐私泄露的高风险。例如，教育行政部门为推进“教育大数据平台”建设，需与电信运营商、互联网企业共享学生基础信息，若合作方数据安全防护能力不足，可能导致信息泄露；部分教育APP在用户协议中模糊表述数据共享范围，将学生行为数据打包出售给第三方机构用于商业营销。更值得警惕的是“二次利用”风险——数据最初用于教学分析，后续可能被用于未告知的用途（如商业广告、社会调查），而数据主体难以追溯和干预。

四、教育信息化数据伦理治理的现实困境

（一）制度供给：滞后性与模糊性并存

当前，我国虽已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基础性法律，但针对教育数据的特殊性规定仍显不足。例如，法律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