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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禁军与厢军制度之比较研究

引言

宋代是中国古代军事制度发生深刻变革的重要时期。自宋太祖”陈桥兵变”建立政权后，为避免重蹈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覆辙，统治者以”强干弱枝”“内外相维”为核心原则，对军事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在此过程中，禁军与厢军作为国家武装力量的两大支柱，逐渐形成了职能分明、定位迥异的制度体系。禁军作为中央直属的精锐作战力量，承担着拱卫京师、戍边御敌的核心任务；厢军则作为地方武装的主体，主要负责治安维护、工程劳役等辅助性职能。二者的并行发展，既体现了宋代”重内轻外”的军事战略，也折射出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动态平衡。本文通过对禁军与厢军的职能定位、组织体系、地位变迁等维度的深入比较，试图揭示宋代军事制度的内在逻辑与历史影响。

一、职能定位的分野：从核心作战到地方杂役

（一）禁军：中央集权的”柱石之师”

禁军的职能定位始终与宋代中央集权的强化紧密相关。自宋太祖确立”收其精兵”的政策以来，禁军便被明确为”天子之卫兵，以守京师，备征戍”的核心力量。其首要任务是拱卫京畿安全，通过”内外相制”的兵力部署（即京师驻军与地方驻军数量大体相当），防止地方势力坐大。例如，宋初禁军主力长期屯驻汴京周边，形成”甲兵十万聚于京师”的军事格局，既威慑地方，又确保皇帝对军队的直接控制。

除卫戍京师外，禁军还承担着对外作战的重任。在与辽、西夏、金等政权的战争中，禁军始终是前线主力。如宋太宗时期的高梁河之战、宋真宗时期的澶州之战，均以禁军为核心组建作战兵团。为确保战斗力，禁军的编制和部署遵循”更戍法”，即定期更换防地，使”兵无常帅，帅无常师”，既避免将领拥兵自重，又通过频繁调动提升军队的机动作战能力。这种”居重驭轻”的职能设计，使禁军成为宋代国家军事能力的集中体现。

（二）厢军：地方治理的”杂役之伍”

与禁军的核心作战职能不同，厢军从诞生之初便被定位为”诸州之镇兵”，其主要任务是辅助地方治理。宋太祖在收编地方精锐充实禁军后，将剩余的地方军队改编为厢军，明确其”专供役使”的属性。这种职能定位在制度层面被反复强化，如《宋史·兵志》记载：“厢军者，诸州之镇兵也，内总于侍卫司。一军之额，有分隶数州者，或一州之管，兼屯数州者，在京诸司之额五，隶宣徽院，以分给畜牧缮修之役，若岁时畋猎，亦有以充选。”

具体而言，厢军的职能可分为三类：其一为治安守备，负责州县日常巡逻、监狱看守及小规模民变镇压，但仅限于地方范围内，不参与跨区域作战；其二为工程劳役，包括修筑城墙、疏浚河道、运输粮草、官营手工业生产（如兵器制造、造船）等，是宋代公共工程的主要劳动力来源；其三为特殊任务，如部分厢军被派往边境从事屯田，既解决军粮供应问题，又起到戍边斥候的作用。这种”兵民合一”的职能设计，使厢军成为宋代地方治理体系中”亦兵亦役”的特殊存在。

二、组织体系的差异：从精锐筛选到泛化招募

（一）禁军的选拔与训练：优中选优的”精锐之路”

禁军的组织体系以”精选严训”为核心特征。其兵源主要来自两部分：一是从厢军中选拔的”精锐”，二是面向民间招募的”健勇”。选拔标准极为严格，《武经总要》记载：“禁军选补，先度人材，次阅走跃，试瞻视，然后黥面，赐以钱衣履，而隶诸籍。”具体而言，身高是首要标准（宋初要求五尺八寸以上，后随时代调整），其次是体力（如拉弓强度、负重行走距离），最后是心理素质（如临阵应变能力）。通过层层筛选后，入选者还需接受系统训练，内容包括阵法演练（如八阵图、鸳鸯阵）、兵器使用（刀枪剑戟、弓弩等）、骑射技能等，训练频率通常为”日阅月试”，即每日有基础训练，每月进行考核，不合格者将被降为厢军。

为确保训练效果，禁军设有专门的训练机构。例如，殿前司下设”教头”岗位，由经验丰富的军官担任，负责教授实战技巧；还定期组织”大阅”（大规模军事演习），由皇帝或枢密院官员亲临检阅，表现优异者可获晋升。这种严格的选拔与训练机制，使禁军在北宋前期保持了较强的战斗力，成为”天下劲旅”。

（二）厢军的招募与管理：泛化包容的”杂兵体系”

厢军的组织体系则呈现”泛化招募、松散管理”的特点。其兵源主要包括四类：一是禁军淘汰者（因年龄、伤病或训练不合格被降编）；二是地方招募的”浮浪无业者”（主要为流民、破产农民）；三是罪犯充军（刺配为军，承担重役）；四是部分少数民族部落成员（主要分布在边境地区）。这种多元兵源导致厢军成员成分复杂，素质参差不齐。

在管理上，厢军虽名义上隶属中央侍卫司，但实际控制权在地方州府。各州设”厢都指挥使”负责统领，但这些将领多由地方行政官员兼任，军事专业素养普遍较低。训练方面，厢军虽有”月教”制度（每月集中训练数日），但内容以队列礼仪为主，缺乏实战技能训练。《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厢军教阅，止务观美，不习实战，虽有训练之名，而无制敌之实。”这种松散的管理模式，使厢军逐渐演变为”徒有兵籍，不习战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