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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治理与环境正义的政策协调研究

引言

在全球气候变化加剧、资源约束趋紧的背景下，生态治理已从单一的环境修复问题升级为关系人类文明存续的系统性工程。与此同时，环境正义作为社会公平的重要维度，其核心诉求——“谁受益、谁担责”“谁污染、谁补偿”——正日益成为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底层逻辑。当生态治理的技术理性与环境正义的价值理性相遇，二者的政策协调不仅是破解“环境治理效果提升但公平性不足”困境的关键，更是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本文通过剖析二者的内在关联、现实矛盾及协调路径，试图为构建更具包容性的环境治理体系提供理论参考。

一、生态治理与环境正义的概念界定及内在关联

（一）核心概念的内涵解析

生态治理是指以系统思维为指导，通过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等多元主体协同，运用法律、行政、市场、技术等手段，对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利用进行全过程管理的实践活动。其本质是通过制度设计实现生态资源的高效配置与生态风险的有效防控，最终目标是维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服务功能的可持续性。例如，在流域治理中，生态治理不仅关注水质改善，还需统筹上下游产业布局、居民生产生活需求及生物多样性保护。

环境正义则聚焦于环境利益与环境负担的公平分配，强调不同区域、群体、代际在享有清洁环境、参与环境决策、获得环境补偿等方面的平等权利。其核心包含三层内涵：一是程序正义，即公众尤其是弱势群体应拥有平等参与环境政策制定、监督执行的机会；二是分配正义，即环境治理的成本（如污染治理代价）与收益（如生态产品价值）应在社会各阶层间合理分配；三是矫正正义，当环境权益受损时，受害者应能通过法律或行政途径获得及时救济。

（二）二者的内在逻辑关联

生态治理与环境正义并非独立的政策领域，而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从目标维度看，生态治理的终极指向是实现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而环境正义的价值追求是保障人的发展权与生存权，二者共同服务于“人类—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例如，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中，若仅考虑生态功能完整性而忽视红线内居民的生计需求，可能引发“生态保护越严格、民生矛盾越突出”的悖论；反之，若过度迁就局部群体利益而放宽保护标准，则会损害整体生态安全。只有将环境正义的公平原则融入生态治理的目标设定，才能避免“为治理而治理”的片面性。

从实践维度看，生态治理的成效依赖于社会共识的形成，而环境正义是凝聚共识的关键纽带。当某一群体长期承担不成比例的环境负担（如工业污染区的居民），或被排除在环境决策之外时，其参与生态治理的积极性会显著降低，甚至可能引发环境抗争事件。反之，若政策设计能充分体现环境正义，让不同群体感受到“自己既是治理者也是受益者”，则能激发多元主体的内生动力，形成“政府主导、企业履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合力。

二、生态治理与环境正义的现实矛盾与政策冲突

（一）政策目标的张力：效率优先与公平优先的博弈

在传统发展模式下，部分地区的生态治理政策更倾向于追求环境治理的效率，即通过快速降低污染物排放、修复重点生态区域等手段实现“显性”环境改善。这种思路在短期内可能取得显著效果，但容易忽视不同群体的实际需求差异。例如，在老旧小区改造中，为推进垃圾分类政策，可能优先在经济条件较好的社区配置智能分类设备，而对基础设施薄弱的老旧社区仅提供基础垃圾桶，导致不同社区居民在享受环境服务时的实际差距扩大。这种“重效率轻公平”的倾向，本质上是将环境治理简化为技术问题，而忽略了社会公平这一治理的本质属性。

（二）执行过程的偏差：区域与群体间的环境权益失衡

受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政策执行能力等因素影响，生态治理政策在不同区域、群体间的落地效果存在显著差异。从区域层面看，生态功能区往往承担着更大的保护责任（如限制工业开发），但通过生态补偿获得的收益可能不足以弥补发展机会的损失，形成“保护者受损、受益者不担责”的不公平格局。从群体层面看，低收入群体通常居住在污染企业周边或基础设施落后的区域，更容易暴露于空气、水、土壤污染风险中；而高收入群体则可通过选择居住环境、购买生态产品等方式规避环境风险，导致“污染后果由弱势群体承担，环境红利由优势群体享受”的马太效应。

（三）制度供给的短板：协调机制的缺失与衔接不足

当前，我国已形成覆盖污染防治、生态保护、资源利用等领域的环境政策体系，但不同政策在目标设定、实施主体、考核标准等方面存在衔接不畅的问题。例如，大气污染防治政策侧重工业源、移动源的排放管控，而碳达峰碳中和政策强调能源结构调整，二者在推动高耗能产业转型时，若缺乏统一的政策协调框架，可能出现“治污政策要求企业升级设备，双碳政策要求企业限产”的矛盾，增加企业的合规成本，甚至迫使部分企业将污染转移至监管薄弱地区，加剧区域间的环境不公平。此外，环境权益保障的法律制度仍存在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