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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法律诉讼程序的发展与完善过程

引言

在人类法律文明的长河中，古罗马法律体系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其诉讼程序的发展与完善不仅是罗马社会治理智慧的集中体现，更是现代大陆法系诉讼制度的重要源头。从原始部落的血亲复仇到成熟的国家司法程序，从形式主义的”法定诉讼”到灵活高效的”非常诉讼”，古罗马诉讼程序历经数百年演变，始终与社会结构变迁、政治体制转型、经济形态发展紧密交织。这一过程既展现了法律对现实需求的回应能力，也凸显了程序正义理念的萌芽与成长。本文将沿着时间脉络，结合社会背景与法律文本，系统梳理古罗马诉讼程序的发展阶段与内在逻辑，揭示其从简单到复杂、从粗糙到精密的完善轨迹。

一、王政时期：诉讼程序的原始萌芽

（一）习惯法主导下的私人救济传统

古罗马王政时期（约公元前8世纪至前509年）的社会结构以氏族和部落为基础，法律尚未脱离习惯法的范畴。此时的纠纷解决机制带有鲜明的原始色彩：一方面，氏族内部的纠纷多通过长老裁决或家族协商解决；另一方面，跨氏族的冲突则常以”血亲复仇”的形式处理——受害者家属可直接对加害人及其亲属实施报复，这种私力救济方式虽能暂时平息矛盾，却易引发循环复仇，威胁社会秩序。

（二）宗教仪式对诉讼程序的渗透

随着罗马城的形成与王政体制的确立，原始的私人救济逐渐向公共权力介入过渡。此时的诉讼程序与宗教仪式深度融合，国王作为最高祭司与军事首领，开始承担纠纷裁决职能。例如，当一方当事人欲提起诉讼时，需在特定宗教场所（如罗马广场的神庙前）向对方发出”传唤”，传唤过程需念诵固定的宗教咒语，若未按仪式完成，诉讼将不被受理。这种仪式性要求既强化了裁决的权威性，也反映出早期法律对”形式正义”的朴素认知——程序的正确性比实体结果更能体现”神意”的认可。

（三）王政末期的初步规范尝试

王政后期，随着人口增长与商业活动萌芽，传统的私人救济与宗教仪式已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末代国王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推行改革（约公元前6世纪），将罗马居民按财产划分为不同等级，建立百人团大会作为新的权力机构。这一政治变革间接推动了诉讼程序的规范化：百人团大会开始受理部分涉及公民身份、土地权属的重大纠纷，裁决过程需公开进行并记录关键环节，尽管仍保留宗教仪式色彩，但已初步具备”公共司法”的特征。

二、共和国时期：诉讼程序的制度化构建

（一）十二铜表法：成文法对诉讼程序的奠基

公元前509年罗马共和国建立后，平民与贵族的矛盾日益尖锐。平民阶层迫切要求将习惯法成文化，以限制贵族法官的任意解释权。公元前451-450年，《十二铜表法》的颁布成为罗马法律史上的里程碑，其中第三表”执行”、第四表”家长权”、第七表”土地和房屋”等条款，首次以成文形式规定了诉讼程序的基本规则。例如，第三表明确：“债权人可将债务人拘至法庭，若债务人未在30日内清偿债务，债权人可将其卖至外邦或杀死”；传唤程序规定”若被传唤人拒不到庭，传唤人可邀请证人前往，强制其到庭”。这些条款虽保留了部分原始惩罚方式（如债务奴隶制），但通过明确程序步骤，将纠纷解决从私人领域收归公共司法，标志着诉讼程序正式进入制度化阶段。

（二）法定诉讼：形式主义下的程序严格性

共和国早期（公元前5世纪至前2世纪），诉讼程序以”法定诉讼”（LegisActiones）为核心。这一程序的最大特点是高度形式化，具体可分为五种类型：誓金之诉（Sacramentum）、拘禁之诉（ManusInjectio）、扣押之诉（PignorisCapio）、程式之诉（后来演变为独立阶段）和请求返还之诉（Condictio）。以最典型的誓金之诉为例：原告与被告需在裁判官（Praetor）面前陈述主张，并各自缴纳一定数额的”誓金”（通常为牛或羊），声称若主张不实则将誓金奉献给神明；裁判官根据双方陈述的”法定套语”（必须使用特定法律术语）判断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符合条件则指定承审员（Judex）进行事实审理；承审员需严格依据法律条文作出裁决，若一方败诉，其誓金将收归国库，胜诉方则可获得赔偿。

这种形式主义程序虽保障了法律的确定性（法官不得随意解释），却也存在明显缺陷：一是语言要求严苛，当事人若未使用正确的法律术语（如将”借贷”说成”借用”），诉讼将被驳回；二是程序繁琐，仅传唤、举证、裁决就需多次到庭；三是适用范围有限，仅适用于罗马公民之间的纠纷，外邦人被排除在外。

（三）程式诉讼：灵活性与公平性的突破

公元前2世纪后，罗马通过对外扩张成为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商业贸易激增、人口结构复杂化（大量外邦人涌入），法定诉讼的僵化已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在此背景下，裁判官通过发布”告示”（Edictum）的方式，逐步引入更灵活的”程式诉讼”（Formulas）。程式诉讼的核心是”程式书”（Formula）制度：原告向裁判官提交”起诉程式”，描述纠纷事实与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