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顺应理论剖析《圣经》汉译本翻译策略：对比与启示.docxVIP

基于顺应理论剖析《圣经》汉译本翻译策略：对比与启示

一、引言

1.1《圣经》汉译历程回溯

《圣经》作为基督教的经典，其汉译历程源远流长，贯穿了中国历史的多个重要时期，对中国的宗教、文化、语言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早在唐朝，基督教的一支景教在叙利亚人阿罗本的带领下来到长安，并于公元636年出现了汉译《圣经》的片段《序听迷诗所经》。但由于传教士中文水平有限，多采用中文类似概念比附的方法，与现代严格意义的翻译有所不同，可景教仍开启了《圣经》汉译的先河。宋代暂无基督教传入的明确记载，马可?波罗游记中虽提及在大汉宫中见过“四本福音的圣经”，但具体情况不明。

明朝以后，大批传教士来华，1636年，葡萄牙传教士伊曼努尔?迪亚兹将《圣经》中的福音书等部分译为中文，并以《圣经直解》为名出版。公元1700年左右，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让?巴塞译成白话文《四福音》《保罗书信》及《希伯来书》，即《巴塞译本》，存于大英博物馆。这一阶段《圣经》汉译版本多为零星、节散的，译者以传教士为主，且各自独立翻译，尚未形成系统的翻译活动。

19世纪初，英国传教士马士曼与拉沙合作，依靠大量中文参考书和字典，严谨翻译《圣经》，1822年以《圣经》为名出版“马士曼译本”，这是第一部完整的中文《圣经》，但在国外完成。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来华进行圣经汉译活动，1819年全部译完，1823年出版“马礼逊译本”，这是在中国境内翻译出版的第一部完整中文版《圣经》，对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及中西文化交流影响重大，因二者均为文言文译本，也称“深文理”译本，且更贴合汉语表达习惯，让中国人阅读更流畅。

1854-1919年是《圣经》中译的普及化期，出现众多译本，如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主编、中国文人王韬参与修订的“委办本”，高德译的“高德译本”，“杨格非译本”，“施约瑟译本”等。其中，1919年出版的《官话和合本》是汉译圣经的重要里程碑，后正式易名为《国语和合本》，是中国使用历史最长、流传最广的一部圣经优秀译本，在全世界华人教会被广泛使用。此阶段译者仍以传教士为主，但他们大多精通汉学，在中国生活多年，且翻译活动有中国文人参与，使译文更顺畅、地道。

1919年至今的本色化期，《圣经》汉译版本包括学者个人译本和集体译本。个人译本如《吕振中译本》；集体译本有《思高圣经译本》（1968）、《当代圣经》（1979）、《圣经新译本》（1992）等。这一阶段译者主体由传教士为主转变为以华人为主，翻译时更多参考原文译本（希腊文新约与希伯来文旧约），推动《圣经》汉译不断发展。

1.2顺应理论核心要点阐释

顺应理论由比利时著名语言学家、国际语用学会秘书长JefVerschueren提出，该理论从全新视角阐述语言使用现象，为诸多语言研究领域提供了有力分析框架。其核心要点围绕语言选择、语境关联、动态顺应等关键概念展开。

语言使用过程本质上是语言使用者在语言内、外动因驱动下不断作出选择的过程。这种选择体现在多个层面，从语音、语调、词汇的挑选，到句式结构的搭建，乃至篇章的组织，都涉及语言选择。例如在日常交流中，我们会根据不同场景和表达需求，选择恰当的词汇和句式。同时，语言选择并非局限于语言形式，还涵盖语言策略的抉择，并且这一过程并非单方面的，而是发话人与受话人共同参与。此外，语言选择在意识程度上存在差异，构成一个从完全有意识到完全无意识的量级，像一些习惯性表达可能是无意识的选择，而在正式场合斟酌用词则是有意识的行为。

语境在顺应理论中占据关键地位，语言选择必须与语境相顺应。语境包括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交际语境又涵盖说话人、听话人、心理世界、社交世界和物理世界。说话人与听话人是话语产生和理解的关键因素，只有双方语言激活，其他语境因素才能发挥作用。心理世界涉及交际者的个性、情感、观念、信仰等心理状态，不同的心理状态会影响语言选择。比如，一个乐观积极的人在描述困难时，可能会选择更具鼓励性的语言。社交世界包含社交场合、社会环境和语言社团的交际规范，在正式社交场合，我们会遵循相应的礼仪规范选择合适语言。物理世界则指空间、时间的指称关系，如在不同时间、地点交流，语言表达也会有所不同。语境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动态生成和发展的，随着交际过程推进不断更新。

动态顺应是顺应理论的重要特征，强调语言与语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持续调整。在交际中，语言使用者会根据语境变化实时调整语言选择，以实现有效沟通。当发现对方对自己所说内容理解困难时，会换一种更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这就是动态顺应的体现。语言的变异性和商讨性为动态顺应提供了基础，变异性使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商讨性则表明语言选择是在灵活的原则和策略基础上进行，不是机械的，这使得语言使用者能够根据语境在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