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个案工作助人关系的一项重要议题—求助与受助的观念和理论解释.PPTVIP

剩余福利的意识形态基础保守主义认为，人是自主的(autonomous)，无论他以往的情况如何，每一个人均需对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人也是有自由意志的，他可以自由地选择他想做的任何事情，因而他也理应为这种选择所带来的任何后果负责。保守主义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的系统，由不同的部门或单位构成，每一个部门或单位各有其自身的功能，凭借自然形成的秩序，社会就可以正常地运作(PoppleLeighninger,1993)。基于这种对人及社会的看法，保守主义主张社会福利应当由个人负责，而无需政府介入。保守主义还主张，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剩余性社会福利的主要特征是西方早期工业化时期的主要特征它对人们求助受助的影响主要是在求助的方向上，即人们主要是向自己的自然社会网络求助，而政府只是发挥最后屏障的功能。制度性社会福利制度模型把社会福利看作是现代工业社会中帮助个人达到自我实现的一个适当的、合法的功能。该模型认识到了现代生活的复杂性，因而视个人没有能力满足自己和家庭的全部需求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所以助人机构也就获得了制度化的地位。制度性社会福利意识形态的基础自由主义虽然不完全否定个人的自主性和意志自由，但他们更加强调环境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个人行为的后果不应当完全由个人负责，而应当更多地从其所处的环境中去找原因。在对社会的看法上，虽然自由主义也承认社会是一个有机系统，但他们不太相信这个系统无需介入就可以控制自己。因为社会系统中存在着许多差异和摩擦，对一个个体有利的，可能对另一个个体有害。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和发展，政府的介入是必要的(PoppleLeighninger,1993)。在自由主义看来，政府的介入是对社会福利问题的一个适当的响应，政府有责任照顾其全体公民的福祉。影响求助受助的因素(2)：文化一些研究发现，存在于不同群体中的求助受助意愿的差别其原因在于文化的差别，而且文化因素对求助意愿的影响是显著的。有关求助受助的诸多研究都发现求助受助与“求助意愿”直接相关，而求助意愿又与文化有密切联系(MillerandYang,1997;Cohen,GruttmannandLazar,1998)。美国文化与求助受助观念在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个人主义的社会哲学和文化塑造了一种对社会中需要帮助的人非常矛盾的态度(Feagin,1975)。美国人很不情愿地对本国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救助，而且又经常在其福利改革过程中减少救助的范围(Cohen,1998)。美国文化强调并且相信个人主义，即：弱势群体和个人应当通过自我约束、努力工作和节俭来改善他们自己的处境。在美国社会这种文化氛围中，隐含着一种价值判断和假定：贫穷是个人懒惰造成的，需要帮助的人被看作是无价值的。因此，很多求助行为往往是很秘密的行为，不愿他人知道(Cohen,1998)。以色列以色列是一个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具有很强合作与互助传统的社会，社会工作在其福利国家的形成中起了核心作用。然而过去几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个人主义追求物质报偿的倾向也越来越强。匈牙利匈牙利是一个地处中欧﹑南欧及东欧交汇点的欧洲小国。人口1000万，大约是以色列的两倍。民族众多，其中吉普塞族是最大的民族。虽然西方意义上的社会工作对匈牙利来说是新的发展，但其社会服务的历史却可追溯到1920年代。大约从1965年直到前苏联解体，匈牙利一向被看作是前苏联阵营所有卫星国中比较自由的国家。当共产主义的束缚去掉后，已经有许多现成的自由企业机制存在。在欧洲人中，匈牙利人是以自尊傲慢而著名的，这种品质使得他们通常拒绝别人的帮助。启示与最近研究界强调民族文化在个人行为模式和应对机制塑造中的重要性(HarzingandHofstede,1996)相呼应，它证明了文化与求助受助态度之间存在关联。在不同文化中，求助受助意愿与不同的变项相关，正好说明造成这种不同的正是文化间的区别本身。这项研究还启示我们，寓于民族文化中的介入或干预过程影响个人的求助受助意愿，文化是研究求助受助问题时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中国文化对求助受助的影响和意义Berger认为，文化既是人们共同认可的行为方向，它一旦被社会中的个人公认为习惯化的、稳定的行为模式或类型，制度化就出现了(见Wuthnow,HunterKurzweil,1984)。而“制度不仅是行动的类型，而且也是行动者的类型。制度假定，某种类型的行动将由某种特殊类型的行动者来实行。作为人类的构造物，制度如同本能那样起作用，因为它们把人类行为模式化为稳定的、社会可以预测的常规”(Wuthnow,HunterKurzweil,1984：45)。中国文化对求助受助的影响和意义研究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