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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托尔斯泰厌倦了自己吗

1910年11月20日（俄历11月7日）夜晚，大雪纷飞的俄罗斯利佩茨克州，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倒在了阿斯塔波火车站。之后，车站被改造成了博物馆，永久纪念他的存在，悼念他的离去。

这位82岁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俄国作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这年深秋，是托尔斯泰的第二次离家出走，也是最后一次。

这场20世纪初最为震动世界的出走，为大文豪的生命画上了句号。百余年后的今天，当人们集中关注和讨论女性之于家庭的“出走”，托尔斯泰的出走，则常常被视为满足个人执念与意志的“抛妻弃子”。但在托尔斯泰整个生命的晚年，因为道德信仰与生活现实之间的彻底矛盾，他时刻感到煎熬与孤独，直到最终无法忍受自我背叛，通过出走来表达对虚伪社会秩序与个人内心矛盾的反抗。

19世纪的俄罗斯文坛，群星闪耀，而托尔斯泰不仅是文学巨匠，更作为一种道德立法者与思想开拓者存在。他书写时代与社会，更追问生命的意义、道德的根基与灵魂的救赎。这种追问最终超越了文学创作本身，演变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道德践行者。

托尔斯泰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思想家和艺术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永远心平气和地稳坐奥林匹斯山巅——思想家和艺术家一贯地、永恒地处于惊慌和激动之中……八面玲珑、脑满肠肥、自鸣得意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从来没有。”

他自己的确如此，混乱和撕裂贯穿他的创作生涯。在那个时代，出身于贵族阶层的他竭力从人民和真实社会之间汲取能量，并不断对自己作出反思和忏悔。

托尔斯泰的一生，既为时代所裹挟，又力求超越时代。从贵族自由主义转到批判官僚与反浪漫主义，从纵欲到崇尚道德禁欲主义，这位伟大文豪经历的几次精神危机，对理解他的作品及为人，有着怎样的启迪？

1828年9月9日，托尔斯泰出生于莫斯科以南约160公里处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虽然出身于贵族阶层，但在托尔斯泰出生时，俄国的农奴制度已经开始走向衰亡。旧时代的墙灰落到了托尔斯泰这个年轻人身上，为他后来撕裂和变革的一生写下注脚。

但早年的托尔斯泰，依然延续着大部分贵族的生活方式。他继承了父亲的伯爵头衔、家族380公顷的庄园和上万农奴，7岁就获得了军籍，成年后，他挥霍大量金钱去酗酒、赌博和滥交。

不过，由于自幼居住在远离城市的农村，且早年丧父丧母，被保姆、农民抚养长大，托尔斯泰对贵族身份的认同，不及对乡村生活的倾心。直到后来成名、成家，他都没有搬离家乡，波利亚庄园是他保持内心宁静秩序的重要来源。

23岁时，托尔斯泰根据自己的早年经历发表了第一本小说《童年》，小说记叙了他第一次跟随父亲前往莫斯科的经历。他既看见了城市的光鲜，也看见了城市机器的冷漠和阴暗。“围绕着我们的不都是一些有趣的东西，还存在着另一种人的生活，这些人和我们毫无共同之处，不关心我们，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存在。”

虽然年少的托尔斯泰尚未建立起成熟的道德哲学，但他已在阅读、创作和与人民相处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鲜明的现实主义原则与道德敏感。他认为，文学应该“反映永恒的、全人类的利益，反映人民的弥足珍贵的内心意识，为一切民族和一切时代所享受”。

根据自身经历创作的《少年》，被视为托尔斯泰转向哲学思考的重要节点。书中，青年哲学家开导主人公要“安详地忍受生活中的一切不愉快”。托尔斯泰坚信，人可以通过道德能动改善自己与世界，并最终找到那个理想的自我。

为了养成一种坚毅、诚实的性格，他还决定为生活“立一些准则”，比如“永远说实话”，“要有生活目标”，“尽可能做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要做个好人，并且力求让谁也不知道你是个好人”。

如果说，这种观察者和反思者的自觉，在托尔斯泰正式成年前，还只是一个雏形，那么到他以贵族军官身份参加完战争之后，近距离接触殖民扩张与贵族的虚伪，则彻底催熟了他。

在发生于19世纪50年代初的克里米亚战争开始之前，托尔斯泰尚且对过往作家描绘过的那种英雄的、伟大的战争充满情怀。但当他亲临战场，在高加索和克里米亚两地参军，目睹了战场上的血腥与残酷，体会无意义的恐惧、死亡和疲惫，他进入一种道德震荡，发现自己曾拥护的“英雄式胜利”有多可笑。

多年后，托尔斯泰回忆自己年轻时对战争的态度：“我偶然陷入一种地位，而要摆脱它却必须费很大的劲。我是被诱惑到那种地位上去的，而当他们强迫我去做世界上最不自然的事情，去杀对我并没有什么伤害的同胞时，我就宁愿照着去做，而不愿受处罚和羞辱。”

自那以后，他几乎彻底粉碎了自己头脑里的英雄史观，并开始了他对整个国家体制、暴力系统与等级制度的重新思考。

1861年，俄国正式废除了农奴制，农奴们获得了法律上的人身自由，可以结婚、拥有个人财产和赎买土地。

农奴制废除后，托尔斯泰的写作主题，愈发清晰地侧重于对农民与乡村生活的描写。他也愈加意识到自己所负的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并在日益的观察与写作中，逐步强化了对现实社会的批判。

两年后，托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