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本明代官私刻书的数量和品种都远超过宋.PPTVIP

但由于杭州刻书有悠久的历史和雄厚的基础，坊间还是刻了不少书的，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一些小说和戏剧。例如杭州容舆堂刻《李卓吾先生批评幽闺记》二卷，版心下刻“容舆堂”三字，并题“虎林容舆堂梓”，有图二十幅，甚精；《李卓吾先生批评琵琶记》二卷，有图十幅，两书行款悉同；《李卓吾先生批评红拂记》二卷，有图二十幅，卷端下题“虎林容舆堂梓”一行。又有《李卓吾先生批评浣溪纱记》二卷，王重民先生说：“”此本无校刻人姓氏及题记，以版式、行款及刀迹观之，颇似虎林容舆堂校刻李评《幽闺记》，因疑此亦容舆堂校刻本也。家刻明代家刻本也非常盛行。早在洪武十年（1377），就出现了浦江郑济所刻刘基编选的《宋学士文粹》十卷。由郑济、郑洧（wei）约会同门刘刚、林静、楼琏、方孝孺等共同手写上版。他们都是宋濂的学生，对本师著作非常尊重；书写认真，字体娟秀，刻工版式也极精雅。半页十六行，每行二十七字，左右双边，黑口，无鱼尾。卷十末有洪武丁巳（1377）七月十日郑济题记.略云：“右翰林学士潜溪宋先生《文粹》十一卷，青田刘公伯温丈选定者也。济及同门等相与缮写成书，以字计之，约计十二万二千有奇，于是命工十人锓（qin）梓以传，自今夏五月十七日起至七月九日毕工，凡历五十二日。”私刻明代中叶，前后七子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复古运动，反映在刻书事业上便是私家大量覆刻宋本与仿宋刻本。世人推重嘉靖本，即由于此。明朝中叶的诗文流派。前七子指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而以李、何为首，活跃于弘治、正德间。后七子指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而以李、王为首，活跃于嘉靖、隆庆间。他们对于诗文的见解大体一致，即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例如金台汪谅、震泽王延喆(哲)都影刻了宋黄善夫本《史记》；吴县袁褧（jiong）嘉趣堂影刻了宋本《大戴礼记》和《六臣注文选》；锡山安国桂坡馆刻宋绍兴本《初学记》；吴县顾春世德堂刻《六子全书》；苏州徐时泰东雅堂影宋刻《昌黎先生集》、郭云鹏济美堂影宋刻《河东先生集》。（参见《书林清话》卷五《明人刻书之精品》）在覆刻宋本中，袁褧刻《六臣注文选》堪称这一时期的代表。其跋云：“余家藏书百年，此本甚称精善，因命工翻雕。匡郭字体，未少改易，计十六载而完。用费浩繁，梓人艰集。今模榻传播海内，览兹册者，毋徒曰开卷快然也。”正因为刻的与宋本没有多少差别，所以书贾常常利用袁刻《文选》作伪。叶德辉指出：“合计内府所藏《文选》十部，而作伪居八九，此可见袁本雕刻之精。”此云“内府”是指清廷。此外，这个时期钱塘洪楩（pian）清平山堂刻印了不少文学书籍，如《六臣注文选》、《唐诗纪事》，特别是《清平山堂话本》保存了若干篇宋元人短篇小说，对文学史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万历之后，雕版事业呈现出更加繁荣的景象。这一时期的著名刻书家吴勉学、陈仁锡、胡文焕、毛晋等相继出现。特别是毛晋的汲古阁在中国刻书史上占有突出地位。毛晋初名凤苞，晚更名晋蝶居虞山东湖，平生专意校书刻书。仅据《汲古阁校刻书目》统计，所刻《十三经注疏》、《十七史》、《津逮秘书》、《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列朝诗集》、《宋名家词》、《六十种曲》等约十万多板片。毛氏刻书是建立在丰富藏书的基础上的。滎阳悔道人《汲古阁主人小传》云：晋少为诸生，萧太常伯玉特赏之，晚乃谢去。以字行，性嗜卷轴。榜于门曰：“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页酬钱，每页出二佰。有以旧钞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于是湖州书舶（bo）云集于七星桥毛氏之门矣。邑中为之谚曰：“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前后积至八万四千册，构汲古阁，目耕楼以庋之。子晋患经史子集率漫漶(huan)无善本，乃刻《十三经》、《十七史》、古今百家及二氏书，至今学者宝之。毛晋刻书不少，但质量却不是甚高，曾受到孙从添、黄丕烈、陈鳣（zhan）、顾广圻、段玉裁的批评。用时当留心注意这一点。毛氏所刻各书，版心下镌“汲古阁”或“绿君亭”。清庞鸿文等撰《毛凤苞传》中称其“所用纸岁从江西特造之，厚者曰毛边，薄者曰毛太，至今犹沿其名不绝。”坊刻明代私家刻书在彩色套印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套版印刷虽然在十四世纪已经出现，但到十七世纪才得广泛应用。这和吴兴凌氏、闵氏的努力分不开的。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八《颜色套印书始于明季盛于清道咸以后》指出：“朱墨套印，明启祯间有闵齐伋、闵昭明、凌汝亨、凌濛初、凌瀛初，皆一家父子兄弟刻书最多者也。”凌蒙初著作极为宏富，但他最主要的成就还在小说和戏剧创作方面。小说方面的贡献是编写了拟话本小说集二拍（《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这是他当时影响最大的拟话本集。（冯梦龙，三言两拍）套印本的蓬勃发展，也与明代盛行评点式的文学批评方式有关。此外，“饾（dou）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