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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律例修订制度与法律传统研究

引言

清代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法律体系以《大清律例》为核心，既继承了汉唐以来的法律传统，又在近三百年的统治中形成了独特的修订制度。律例修订不仅是维护统治秩序的工具，更是传统法律文化“礼法合治”“因时制宜”等理念的集中体现。深入研究清代律例修订制度，既能揭示传统法律体系的运作逻辑，也能为理解中国法律文化的延续性与变异性提供关键视角。本文将从修订制度的历史沿革、运行机制入手，探讨其与法律传统的内在关联，展现传统法律在稳定与变革中的平衡智慧。

一、清代律例修订制度的历史沿革与运行机制

（一）从《大清律集解附例》到《大清律例》：修订制度的奠基

清代律例修订的起点可追溯至入关前的简单习惯法。入关后，为适应统治需求，摄政王多尔衮于顺治初年下令“详译明律，参以国制”，主持修订《大清律集解附例》，这是清代首部系统成文法典。该律例虽大量承袭明律，但已初步确立“律为正文，例为附注”的结构，为后续修订奠定基础。康熙朝时，因社会矛盾复杂化，律文与现实的脱节问题逐渐显现，朝廷开始定期对例进行增删。至雍正朝，修订工作进一步规范化，不仅明确“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的纂修周期，还设立专门修订机构“律例馆”，标志着律例修订制度正式形成。乾隆初年，经过多次修订的律例最终定型为《大清律例》，律文自此不再改动，修订重点转向“例”的增删，形成“律垂邦法为不易之常经，例准民情因时以制宜”的基本格局。

（二）律例馆与皇帝：修订制度的双核心主体

清代律例修订的核心机构是律例馆。该馆最初隶属刑部，后因修订工作的重要性提升，逐渐成为独立于常规司法部门的专门机构。律例馆的职责包括收集各地司法实践中的疑难案例、整理旧例、拟定新例草案等。馆内人员多由刑部精通律例的官员兼任，部分时期还会聘请精通法律的学者参与，确保修订内容既符合国家法统，又能反映实际需求。然而，律例馆并非最终决策机构，所有修订草案必须经皇帝亲自审定。皇帝对律例修订的参与程度极深：小修时，律例馆将修订内容汇总为“修例条款”呈送御览，皇帝可直接批示修改意见；大修时，皇帝会召集军机大臣、内阁学士等重臣集体讨论，甚至亲自逐条审核。例如，乾隆朝修订《大清律例》时，乾隆帝曾多次就“亲属相盗”“良贱相殴”等条款的量刑标准提出具体修改要求，体现了皇权对法律修订的绝对控制。

（三）纂修、校订、钦定：修订程序的规范化流程

清代律例修订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程序，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其一为“纂修”，由律例馆官员遍历中央各部及地方督抚的司法奏报，收集近五年内的典型案例，对照现有律例判断是否需要增订、修改或删除旧例。例如，若某省出现“子殴继母致伤”的案例，而律例中仅有“子殴生母”的规定，律例馆便会拟议新例，明确继母与生母在法律上的同等地位。其二为“校订”，草案形成后，律例馆需将修订内容抄送都察院、大理寺等司法机关，征求意见；同时，地方督抚也可对涉及本地风俗的条款提出异议。如乾隆年间修订“田宅纠纷”相关条例时，江南督抚曾提出“永佃权”问题，最终推动例文中增加对佃户权益的保护条款。其三为“钦定”，所有修订意见汇总后，律例馆将草案呈送皇帝，皇帝批准后以“上谕”形式颁布，新例正式生效，旧例则由刑部统一刊印剔除，确保法律文本的权威性与统一性。

二、清代律例修订制度与法律传统的内在关联

（一）礼法合流：修订制度的文化底色

清代律例修订始终以儒家“礼”为最高准则，这是传统法律“礼法合治”传统的集中体现。一方面，律例修订注重维护宗法伦理。例如，在“斗殴”门中，针对亲属相犯的条款远多于常人相犯，且量刑严格遵循“服制”原则：殴打期亲尊长（如父母、兄长）的刑罚远重于殴打大功、小功亲属；反之，尊长殴打卑幼的刑罚则显著减轻。这种差异并非随意设定，而是直接来源于《礼记》《仪礼》中的服制规定，修订时需反复核对经典，确保律例与礼制一致。另一方面，律例修订强调“以礼化俗”。对于民间存在但与礼制冲突的习俗，修订时会通过例的增订进行引导。如清代前期，部分地区存在“典妻”习俗（将妻子出典给他人以换取财物），律例馆认为此俗违背“夫妇有别”的礼教，最终在“婚姻”门中增订例条，明确“典妻者杖八十，离异归宗”，通过法律手段推动习俗向礼制靠拢。

（二）稳定与变通：修订制度的实践智慧

清代律例修订中“律文不变、例以辅律”的设计，深刻反映了传统法律“守经达权”的智慧。“律”作为“常经”，自乾隆朝定型后不再修改，其核心在于维护法律的稳定性与权威性。例如，“谋反大逆”“杀人者死”等基本条款始终未变，确保了社会对法律预期的稳定。而“例”作为“权变”，则根据社会变化灵活调整。以“窃盗”为例，清初规定“窃盗赃银一两以下笞五十”，但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货币购买力下降，乾隆朝修订例条时将起刑点提高至“赃银一两以上笞五十”，并根据赃银数额细化量刑等级（如十两杖六十、百两杖一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