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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盛世”》史料集锦

资源1：尽人皆知，开元年间，政局稳定得以长期维持多年，是同当时的宰相政治分不开的。史称：“开元中，上急于为理，尤注意于宰辅。”为什么唐玄宗特别重视宰相呢？原来在他思想中存在着一个突出的念头，就是恢复“贞观之治”时期的君明臣直。大家知道，“贞观之治”最著名的两条是：纳谏与任用魏徽、房玄龄、杜如晦等贤相。对前者，玄宗在开元前期是尽量师法的；对于后者，也努力做到像太宗一样，尽量擢用贤良，即所谓“开元之盛，所置辅佐，皆得贤才。”

在这种思想路线下，玄宗的置相原则是少而精。有一次玄宗在便殿与诸学士宴饮，席间他问李白：“我朝与天后之朝何如？”白答曰：“天后朝政出多门，国由奸幸，任人之道，如小儿市瓜，不择香味，惟栋肥大者；我朝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采玉，皆得其精粹者。”这一用人原则显然来源于接受历史的教训。武则天执政时期，在用人方面的主要考虑是看一个人对她的态度如何。只要能为我所用，一概加以收买，因此所拔擢的人中自然不免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并且引起奔竞之风甚嚣尘上。中宗又大搞所谓“斜封官”，“官爵逾滥”，宦风更加走向浊乱。玄宗正是有鉴于此，才特别注意要“擢用贤俊”的。自武则天以来，官僚集团恶性膨胀，宰相班子也受到了冲击和影响，玄宗针对这一弊政加以改革，史称：“先天以前，宰相多至十余人；开元之后，常二至三人。“这种少而精的原则特别重要，它的好处主要是：首先，皇帝用人得以做到“淘沙取金，剖石采玉”，选拔的多是人才中的精英；其次，善于趋竞的小人感到相位难得，趋附的气焰不免有所收敛；最后，中央最高权力集团比较精干，自然也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人际矛盾。

——胡如雷：《唐“开元之治”时期宰相政治探微》

载《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

资源2：玄宗深知“治民必先治吏”的道理，他执政后，立即废除了中宗以来的大量“斜封官”。所谓斜封官，是指不按正常程序考察任命，而是通过特殊关系用非正式公文“墨敕”委任的官员，类似于今天的“走后门”。开元二年，他又大规模地罢免了武后中宗时任命的员外官、试官和检校官。这些官员，都是正式编制之外为享受待遇而任用的。玄宗对此大加整顿，在一定程度上端正了官场风气。为了纠正唐初以来重京官轻外官的习惯，玄宗强调地方官与京官的交流，重视刺史县令的选用。开元四年，他亲自考察新任命的县令，“问安人策一道”，把较差的四十五人遣返回家，贬斥了主持县令选任的吏部传郎卢从愿和李朝隐。开元十一年，他又亲自挑选了一批中央政府有声望的诸司长官出任地方刺史，并赐宴赐诗饯行。史称：“玄宗自初即位，励精政事，常自选太守、县令，告戒以言，而良吏布州县，民获安乐。”

——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51~52页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资源3：据记载，开元二十五年（737）全国判死刑仅五十九人，大理寺狱院里一冷落景象，乌鹊竟在树上筑了巢。可见“以宽仁为理本”取得了类似贞观之治的成效。在法制建设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唐玄宗下令编纂《唐六典》——中国现存最早的行政法典，这部三十五卷的巨著，历时十六年，于开元二十六年编成，成为开元盛世政治体制完备化的集中反映。

——樊树志：《国史概要》，第2版，171页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资源4：唐初以来，凡“食实封”的贵族由国家照实封户数把课户拨给封主，租调由封主自己征收。开始时封主不过二三十家，封户最多的千余户；到玄宗时封主已达140余家，封户最多的达万户以上。加之封主收租调时常超额征收，百般勒索，封户破产逃亡很多。开元三年规定，封主应得的租调由政府统一征收后送往京师，封主再到京师领取，不准自己到封地催征。凡子孙承袭者，封户递减1/5。

——张岂之、张国刚、杨树森：《中国历史·隋唐辽宋金卷》，21页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资源5：唐承隋制，继续实行均田制以及与此相配套的租庸调制。租庸调制是一种以人丁为对象的赋役制度，因而政府对户籍、丁口极为重视。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均田制在唐朝逐渐成为一纸具文。《资治通鉴》的编者之一刘恕说：“魏、齐、周、隋，兵革不息，农民少而旷土多，故均田之制存。唐承平日久，丁口滋众，官无闲田，不复给授，故田制为空文。”依附于均田的租庸调制便发生问题，首当其冲的是逃户增多。唐玄宗试图在局部地区对逃户采取检括措施，并且辅之以恢复常平仓、义仓的积谷备荒功能，以缓解这个社会问题。监察御史宇文融拟议检括逃户的具体方法，唐玄宗任他为推勾使，依据薄籍检括逃户，并且公布优惠条例——免征六年徭役、租庸调，使逃户重新附籍。这一举措使近百万逃户重新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杜佑《通典》把括户的成功与开元盛世联系起来，是独具卓识的。

——樊树志：《国史概要》，第2版，171-172页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资源6：开元二年（714）在华阴西二十里，开敷水渠，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