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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型掺杂高温超导体中杂质共振态的多维度探究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超导现象自1911年被发现以来，凭借其零电阻和完全抗磁性等独特性质，在能源传输、交通运输、医学成像、量子计算等诸多领域展现出巨大的应用潜力，成为凝聚态物理领域中备受瞩目的研究对象。1986年，德国科学家贝特诺茨（J.GeorgBednorz）和瑞士科学家缪勒（K.AlexanderMüller）发现了铜氧化物陶瓷材料在较高温度下的超导现象，打破了传统超导理论中对超导转变温度的限制，开启了高温超导研究的新纪元，二人也因此荣获198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此后，高温超导研究不断取得进展，新的高温超导材料体系如铁基、镍基等被陆续发现，超导转变温度也在逐步提升，常压下最高已达到135K。高温超导的研究不仅在基础科学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其潜在的应用价值更是不可估量。在能源传输方面，利用高温超导材料制作的超导电缆，能够实现无损耗的电力传输，有效提高电力系统的稳定性和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对于缓解全球能源危机具有重要意义。在交通运输领域，高温超导磁悬浮技术的应用，有望实现高速、稳定、低能耗的磁悬浮列车，为城市交通和长途运输带来革命性的变革。在量子计算领域，高温超导体被视为实现量子比特的理想候选材料，利用高温超导体构建的量子计算机，有望在信息处理速度和存储能力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推动量子计算技术的实用化进程。此外，高温超导材料在核磁共振成像（MRI）、粒子加速器、超导量子干涉仪（SQUID）等领域也展现出了巨大的应用潜力，为医疗诊断、高能物理研究、生物磁学等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

高温超导的电子配对机制与常规超导基于费米面的电子对机制截然不同，对其深入探究有望推动超导理论乃至固体物理的重大突破。然而，高温超导材料的电子结构受复杂晶体结构与掺杂杂质的共同作用，呈现出高度复杂性。杂质元素的引入可改变高温超导材料的电荷传输路径，进而影响电子间的同步相互作用与配对机制，杂质共振态便是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研究高温超导材料中的杂质共振态，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高温超导机制，还对优化材料性能、开发新型超导材料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具有极高的基础研究价值与应用前景。

电子型掺杂高温超导体作为高温超导材料的重要分支，与空穴型掺杂高温超导体相比，具有独特的物理性质和复杂的微观结构。在电子型掺杂材料的相图中，反铁磁长程序直至最佳掺杂附近依然存在，而超导序仅在最佳掺杂附近很窄的掺杂区域内出现，这与空穴型掺杂的相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相图的不对称性蕴含着丰富的物理信息，研究电子型掺杂高温超导体中的杂质共振态，对于全面理解铜氧化物材料的反常物理性质，进而正确理解高温超导材料中电子配对的机制提供关键线索。此外，通过深入研究杂质共振态与超导性能之间的关系，可以更好地掌握材料在不同掺杂浓度和温度下的物理性质变化规律，为材料的优化设计和性能调控提供理论指导。例如，通过精确控制电子掺杂浓度和杂质种类，可以实现对超导转变温度、超导能隙等关键参数的调控，从而制备出具有更高性能的高温超导材料，满足不同应用场景的需求。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实验研究方面，多种先进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探测电子型掺杂高温超导体中的杂质共振态。角分辨光电子能谱（ARPES）能够精确测量材料的能带结构和费米面，研究人员通过该技术发现电子型掺杂体系的电子结构与空穴掺杂体系存在显著差异，且在超导转变温度以上，电子态表现出强烈的关联性和反常的色散关系，这为研究杂质对电子结构的影响提供了重要信息。扫描隧道显微镜/谱（STM/S）则在原子尺度上揭示了超导能隙分布、电荷序和杂质效应等微观信息，如在某些电子型掺杂铜氧化物中，STM实验观察到杂质周围的能隙变化及局域态密度的改变，为理解杂质共振态提供了直观的原子层面证据。核磁共振（NMR）实验通过测量核自旋-晶格弛豫率等参数，对研究电子-电子相互作用和超导配对对称性发挥了关键作用，也被用于研究杂质对自旋动力学的影响。磁振子共振技术和多晶体磁共振技术是研究高温超导材料中的杂质共振态的主要实验手段。通过这些技术，可以测量超导样品中杂质的局域化态和新的激子态。例如，在钴掺杂的铜氧化物中，实验结果表明，在钴掺杂材料中，共振峰的方向是不对称的，同时也存在不同于纯铜氧化物的局域化峰。在铁掺杂的铜氧化物中，实验也发现了杂质共振态和新激子态的存在。

在理论研究领域，为解释电子型掺杂高温超导体中的杂质共振态及相关物理性质，众多模型和理论被相继提出。t-J模型和Hubbard模型是描述铜氧化物低能物理的重要理论框架。基于t-J模型，通过数值计算和理论分析，研究人员探讨了电子掺杂体系中反铁磁序、超导序和电荷密度波序之间的竞争与共存关系，定性解释了电子型掺杂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