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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买卖个人信息罪适用标准

引言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个人信息已成为重要的社会资源。从购物偏好、出行轨迹到健康数据、金融账户，每一项信息都可能被非法利用，衍生出电信诈骗、精准骚扰等黑灰产业。非法买卖个人信息行为不仅侵害公民隐私权，更可能引发财产损失甚至人身安全风险。我国刑法通过设立非法买卖个人信息罪（注：刑法第253条之一），为个人信息保护构建了刑事防线。然而，司法实践中对“非法买卖”的认定标准、“情节严重”的量化尺度、不同类型信息的区分处理等问题仍存在争议。明确该罪名的适用标准，既是统一法律适用的需要，也是回应社会治理需求的关键。本文将围绕该罪名的基础概念、构成要件、司法难点及典型情形展开分析，系统梳理其适用标准。

一、非法买卖个人信息罪的基础概念与立法演进

（一）罪名的法律定位与核心内涵

非法买卖个人信息罪是指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其核心在于“非法性”与“交易性”的结合：“非法性”表现为行为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等前置法律对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流转的规定；“交易性”则指以金钱、财物或其他财产性利益为对价，进行个人信息的双向流转（如出售、购买、交换等）。需注意的是，此处的“买卖”不仅包括直接的金钱交易，也包括以物易信息、以服务换信息等变相交易形式。

（二）立法背景与规范完善过程

我国对个人信息的刑事保护始于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当时设立“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但仅将犯罪主体限定为“国家机关或金融、电信等单位的工作人员”，保护范围较窄。随着互联网普及，个人信息泄露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对该条款进行修订，将犯罪主体扩大至一般主体，并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涵盖非法获取、出售、提供等多种行为，其中“非法买卖”作为最典型的行为类型被重点规制。2017年“两高”出台《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进一步明确“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形成了“刑法+司法解释”的规范体系，为司法实践提供了具体指引。

二、犯罪构成要件的司法适用标准

（一）客体要件：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与合法权益

本罪的犯罪客体是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和合法权益。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司法实践中需注意两点：一是“可识别性”是核心标准，无法单独或结合其他信息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信息（如匿名化处理后的统计数据）不属于本罪保护范围；二是敏感信息与一般信息的区分，《解释》将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等列为“敏感信息”，其入罪标准更严格（如50条即可入罪），而住宿记录、通信记录等一般信息需500条以上。

（二）客观要件：非法性与交易性的双重认定

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规定，实施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个人信息的行为，且情节严重。

“违反国家规定”的认定。这里的“国家规定”包括法律（如《个人信息保护法》）、行政法规（如《征信业管理条例》）、部门规章（如《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中关于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提供的禁止性或限制性规定。例如，某APP在用户未同意的情况下，将收集的位置信息出售给第三方广告公司，即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关于“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取得同意”的规定。

“非法获取”的表现形式。包括窃取，如黑客攻击数据库；收买，如向内部人员支付费用购买信息；骗取，如伪装成客服套取信息；以及其他非法方式（如违反约定超范围收集）。需注意，合法收集后违反约定提供的行为也属于“非法获取”，例如银行员工将工作中合法掌握的客户信息出售给贷款公司。

“出售或提供”的行为边界。“出售”是指以牟利为目的的有偿转让；“提供”则包括无偿提供（如向他人赠送信息），但需以“非法”为前提（如违反保密义务）。例如，医院护士将患者病历拍照发送给医药代表用于推销，即使未收取费用，也属于非法提供。

（三）主体要件：一般主体与单位犯罪的认定

本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包括自然人与单位。自然人犯罪需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单位犯罪则需符合“为单位利益、由单位决策实施”的要件。例如，某科技公司为拓展业务，组织员工批量购买用户电话号码用于营销，即构成单位犯罪，需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司法实践中需注意区分“单位行为”与“个人行为”：若公司负责人以单位名义实施，但违法所得归个人所有，则应认定为自然人犯罪。

（四）主观要件：故意且无需以牟利为目的

本罪主观方面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是公民个人信息，且获取、出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