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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农民工市民化困境与突破路径研究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据统计，202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95亿人，他们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行业，成为城市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在这一背景下，农民工市民化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键环节，也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大连市作为东北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和港口城市，近年来城市化进程发展迅速。截至2023年底，大连市常住人口达到745.4万人，其中农民工数量众多，约占常住人口的15%左右，他们广泛分布在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多个领域，为大连市的经济增长、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然而，在农民工为大连做出贡献的同时，他们在市民化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困境。例如，受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难以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在就业方面，部分用人单位对农民工存在歧视，限制其进入某些行业和岗位，导致农民工就业层次较低，收入水平不高。在子女教育方面，农民工子女往往面临入学难、升学难等问题，无法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也制约了大连市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

因此，研究大连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可以提高劳动力素质，优化劳动力市场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和转型，为大连市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从社会公平角度出发，农民工市民化能够使农民工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和权益，缩小城乡差距，减少社会不平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从社会稳定角度而言，农民工市民化可以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人口迁移和市民化的研究起步较早，形成了一系列经典理论。“推—拉”理论认为，人口的流动是由迁出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农民工市民化的情境下，农村地区的低经济收入、有限的发展机会等构成了推力，而城市的高收入、丰富的公共服务资源等则成为拉力。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指出，劳动力会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这一过程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该理论为理解农民工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提供了理论基础，即随着城市工业的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吸引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入。吉登斯等人的“主体—实践”范式从社会学理论出发，强调农民作为能动的社会主体和政治主体，通过自身的实践不断创造新事物。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工并非被动接受城市的改变，而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实践，逐渐适应城市生活，参与城市建设，对城市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国内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制度障碍、自身素质以及社会融入等方面。在制度障碍方面，众多学者认为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是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因素。李京文指出，制度障碍，尤其是户籍制度障碍，是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阻碍。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得农民工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难以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钱正武提到，由于户籍制度导致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二元化，使得农民工在城市中难以获得充分的社会保障，这也成为他们市民化的一大障碍。农民工大多只能参加城乡居民社会保险，保障水平较低，而城市居民则可以享受较高水平的职工社会保险，这使得农民工在面对疾病、失业等风险时更加脆弱。关于农民工自身素质对市民化的影响，李兴华认为，农民工自身的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市民化进程。部分农民工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对城市生活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不愿意融入城市社会；同时，他们的文化水平和职业技能相对较低，也限制了其在城市中的就业选择和发展空间，难以获得较高收入的工作，从而影响了他们在城市定居的能力。在社会融入方面，蔡禾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农民工在城市中面临着文化冲突、社会歧视等问题，这些因素增加了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的难度。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农民工在适应城市文化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困难，导致他们与城市居民之间产生隔阂；社会歧视也使得农民工在城市中感受到不公平对待，降低了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进而影响了市民化的意愿和进程。

然而，目前针对大连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且主要从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进行探讨，研究内容和深度有限。现有研究在分析大连市农民工市民化的独特背景和需求方面存在不足，对于如何结合大连市的城市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特点，制定针对性的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此外，在研究方法上，多以定性分析为主，缺乏定量研究的支持，难以准确评估农民工市民化的程度和影响因素。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大连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探索具体可行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