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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未都谈鉴定合同

在文物鉴定这个充满迷雾与陷阱的领域，鉴定合同不仅是一纸协议，更是鉴定者与藏家之间信任的基石。我始终认为，鉴定行为若脱离规范的契约约束，就如同在悬崖边行走——看似自由，实则步步惊心。早年在琉璃厂蹲地摊时，我见过太多因口头承诺引发的纠纷：有人拿着专家酒后的一句“这东西不错”索要赔偿，也有人把模棱两可的“有点意思”当作真品凭证。这些血淋淋的教训让我明白，鉴定合同不是冰冷的法律条文，而是给双方的定心丸。

关于鉴定收费，外界总有不少误解。有人说“你马未都不差这点钱”，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我确实不指望鉴定费谋生，但收费本身是一种筛选机制。二十年前，我尝试过免费鉴定，结果一个月内接待了三百多人，其中两百多个是拿着“家传国宝”的普通百姓。有位老太太凌晨三点就来排队，打开包袱却是个崭新的“乾隆御制”鼻烟壶。我耐心解释这是现代仿品，她当场哭倒在地，说这是准备给孙子治病的救命钱。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免费鉴定看似善意，实则是对双方时间的不负责任。现在我设定的鉴定费标准，刚好能让真正需要专业意见的藏家愿意承担，又能挡住那些抱着“撞大运”心态的人。这就像医院挂号费，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让医疗资源流向真正需要的患者。

合同条款的设计，藏着鉴定者的职业操守。我拟定的合同里有三条“铁律”：第一，绝不做价格评估。曾有位地产商拿着青花罐来鉴定，鉴定完非要我估个价。我说这罐子是明代中期的民窑精品，但价格得看市场行情。他掏出支票本说“你写个数，我给你提成”，我当场把合同拍在桌上——合同第三条明明白白写着“本鉴定仅对真伪负责，不涉及商业估值”。这种底线必须守住，一旦专家成了利益链条上的一环，鉴定就变成了合谋。第二，鉴定结论分四级。除了明确的“真”与“假”，还有“偏向真”和“偏向假”两种模糊结论。遇到这种情况，我会在合同附件里详细说明理由：比如一件青铜器，纹饰对但包浆可疑，我会写“纹饰符合战国特征，但锈色层次感不足，偏向存疑”。这就像医生诊断，不能非黑即白，有些“灰色地带”必须坦诚相告。第三，个人责任自负。我从不使用“某某机构鉴定”的抬头，合同落款永远是“马未都（个人）”。现在很多专家躲在单位名头后面，出了问题就把责任推给机构。我不一样，观复博物馆的牌子是我一砖一瓦建起来的，我的名字就是最好的信誉担保。

合同最核心的作用，是预防“人心之病”。我见过太多诡异的鉴定纠纷：有藏家偷偷录音，把“这东西看着老”剪辑成“这是唐代真品”；也有人拿着我的鉴定报告去诈骗，被揭穿后反咬我“提供虚假证明”。现在的合同里专门有一条“证据保全”条款：鉴定全程录像，双方签字封存原始记录。有次一个老板拿来件汝窑盘，我鉴定是现代仿品，他当场翻脸说我“眼拙”。后来他拿着录像去请教其他专家，结果所有人都指出了和我相同的疑点——釉面开片过于均匀，底足火石红是化学染色。最后他专程来道歉，说差点被拍卖行的“托儿”骗了八百万。这种时候我就觉得，合同里那些看似繁琐的条款，其实是在给双方留后路。

鉴定行业的乱象，往往始于合同的缺失。前几年有个“国宝帮”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某机构专家给一件“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出具鉴定证书，收了二十万鉴定费，结果被证实是景德镇五年前的仿品。为什么敢这么做？因为他们的合同里只写“鉴定费不退”，却没约定“错误鉴定如何赔偿”。我在合同里明确写着“若因鉴定失误造成经济损失，本人承担全额赔偿”。这话听着吓人，其实是给自己上紧箍咒。有次我把一件清代晚期的浅绛彩瓷误判为民国，发现后立刻联系藏家，不仅退还鉴定费，还介绍了三位权威专家重新鉴定。最后藏家反而成了朋友，说“就冲你这份担当，以后有东西还找你看”。

合同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心约”。我七十岁后就很少出具正式鉴定报告了，不是眼力不行，而是心力跟不上。文物鉴定本质上是与古人对话，需要全神贯注的状态。现在每月只开放两天鉴定，每次最多看十件东西。合同里新增了“年龄免责”条款：超过七十岁的鉴定意见仅供参考，不具备法律效力。这既是对藏家负责，也是对自己诚实。有位老藏家理解我的用心，特意在合同补充条款里写“本人自愿接受马未都先生的经验分享”。这种相互体谅，比任何法律条文都珍贵。

说到底，鉴定合同是面镜子，照得出行业的良心。我常跟年轻人说，别迷信那些花哨的鉴定证书，要看专家敢不敢在合同上写“个人承担无限责任”。现在有些所谓的“鉴定中心”，收费上万却连鉴定师的真实姓名都不敢写。我见过最荒唐的合同，竟然写着“本鉴定结果不代表本机构最终意见”——这不是耍流氓吗？我的合同就一张A4纸，没有律师参与，全是大白话，但每一条都经得起推敲。因为我知道，文物鉴定的真谛，不在于技术多高明，而在于能否守住那份对历史的敬畏之心。

这些年我拒绝过无数“特殊鉴定”：有人提着一箱现金来，要求把赝品鉴定成真品；也有拍卖行想签“保底分成”合同，让我配合炒作。每次我都把合同推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