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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数学老师

高三的数学课总带着点紧绷的油墨味，讲台上的李老师却总能把这种紧张熬成温润的粥。他握着粉笔的手关节有些突出，指腹常年沾着洗不净的白色粉末，就像他教过的那些公式，在岁月里留下了磨不掉的痕迹。第一次见他是高一开学，当其他老师都穿着挺括的衬衫时，他却套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运动服，抱着一摞作业本走进教室，额前的碎发被风吹得微微晃动，开口第一句不是自我介绍，而是指着黑板上的“1+1=2”问：“谁能告诉我，这个等式为什么成立？”

那节课的喧嚣我至今记得。有人说“老师教的”，有人说“天生就对”，李老师却蹲在讲台上，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两个重叠的圆圈：“这是集合论里的基数运算，你们现在学的每一个简单公式，都是前人耗尽心血搭建的大厦地基。”他的声音不高，却像有穿透力，把我们从初中的死记硬背里拽了出来。从那天起，我们知道了这个穿运动服的老师，和我们以前见过的所有数学老师都不一样。

李老师的课堂从不用PPT，黑板永远是他的主战场。他写板书有个习惯，从左到右密密麻麻写满一整版，然后用不同颜色的粉笔圈出重点，最后在角落画个小小的笑脸。有次讲解析几何，他足足写了四黑板，粉笔断了三根，指尖蹭得全是白灰。后排男生偷偷说“浪费时间”，被他听见了。他没有批评，而是把那男生叫到讲台前：“你试试用三种方法解这道题，每种方法写清楚步骤。”男生憋红了脸写了二十分钟，才发现自己漏了两种关键辅助线。李老师拍着他的肩膀说：“数学不是快捷键，是铺路石，每一步都要踩实。”

我曾经是李老师眼里的“问题学生”。高一上学期的数学测验，我次次不及格，试卷上的红叉比题目还多。家长会后，我以为会迎来劈头盖脸的批评，他却把我叫到办公室，泡了杯菊花茶推到我面前。他的办公桌很乱，堆满了泛黄的教辅书，最显眼的是本牛皮纸封面的笔记本，上面写着“学生错题集”。“你看这道题，”他翻到其中一页，上面画着我错了三次的二次函数题，“你总是忽略定义域，就像走路不看路，再快也会摔跤。”

从那以后，每天放学后我都会去他的办公室。他不直接讲题，而是让我把错题抄在笔记本上，标注出“哪里卡壳了”“为什么错”。有次我为了一道数列题熬到天黑，他陪着我翻了三本参考书，最后用火柴棍在桌上摆出数列的规律。“你看，数学就像搭积木，找到规律就能搭出高楼。”那天走出办公室时，月亮已经挂在教学楼顶，他办公室的灯还亮着，窗玻璃上印着他伏案批改作业的身影。

李老师的“怪癖”在年级里出了名。他从不让我们买教辅资料，说“课本就是最好的参考书”；他会在数学课上突然停下来，给我们讲陈景润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故事；他还组织了一个“数学兴趣小组”，每周五下午在教室后面的空地上，用树枝在地上画几何图形。有次兴趣小组讨论“无限循环小数0.999...是否等于1”，我们吵得面红耳赤，他却搬来椅子坐在中间，笑着说：“辩论是最好的学习方式，你们去查资料，下周我们接着聊。”

高二那年的运动会，我在1500米长跑中突然抽筋，倒在跑道上。模糊中看到一个蓝色的身影冲过来，是李老师。他蹲下来小心翼翼地帮我拉伸腿部肌肉，眉头皱得很紧，嘴里念叨着“慢点动，别着急”。后来我才知道，他上学时是校田径队的长跑运动员，因为一次训练受伤才放弃了体育。那天他送我去医务室，一路上扶着我的胳膊，步伐放得很慢，就像平时给我讲题时那样耐心。

最让我难忘的是高三模拟考后的那节课。那次考试很难，班级平均分比年级低了十分，全班同学都垂头丧气。李老师走进教室，没有像往常一样讲题，而是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字：“数学的本质是解决问题，不是考高分。”他从口袋里掏出几颗糖果，分给前排的同学：“我高中时数学也考过不及格，把试卷揉成一团躲在操场哭。但后来我发现，错题比分数更重要。”他给我们讲了自己备战高考时的故事，讲他如何把错题本翻到卷边，讲他如何在路灯下背公式，教室里的抽泣声渐渐变成了翻书声。

高考前的最后一节数学课，黑板被我们擦得干干净净。李老师站在讲台上，手里握着那支用了三年的粉笔，却没有写字。“我教你们三年，最想让你们记住的不是公式，是面对难题时的勇气。”他顿了顿，从教案本里拿出一沓信纸，每人发了一张，“这是我给你们写的祝福，里面有个数学小谜题，等你们高考结束再打开。”我的信纸上画着一个函数图像，图像的轮廓是一颗心，下面写着：“愿你们的人生像指数函数，永远向上增长。”

高考成绩出来那天，我数学考了138分，是高中三年最好的成绩。我拿着成绩单去看李老师，他正在办公室整理错题集，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他的白发上，我才发现他的鬓角已经斑白了。“不错啊，”他接过成绩单，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我就说你能行。”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崭新的数学词典，在扉页上写着：“保持对未知的好奇，比掌握已知的知识更重要。”

现在我已经是一名数学系的学生，每次上专业课，看到黑板上的公式，都会想起李老师握着粉笔的手，想起他办公室里那杯温热的菊花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