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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滨逊漂流记》殖民叙事

引言

作为18世纪英国文学的经典之作，《鲁滨逊漂流记》自问世以来便以其传奇的冒险故事和坚韧的个人主义精神广受赞誉。然而，当我们跳出“荒岛求生”的表层叙事，将其置于17-18世纪欧洲殖民扩张的历史语境中重新审视时，会发现这部小说的字里行间潜藏着一套完整的殖民主义话语体系。从鲁滨逊对荒岛的“发现”与“占有”，到他对“星期五”的“教化”与“规训”，再到他对岛上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小说以文学叙事的方式，隐晦而深刻地完成了对殖民行为的合理化、对殖民权力的正当化、对殖民文化的神圣化。这种“殖民叙事”并非偶然的文本特征，而是18世纪英国殖民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集中投射。本文将从人物关系建构、空间权力运作、文化价值输出三个维度，深入解析《鲁滨逊漂流记》中的殖民叙事逻辑。

一、主仆关系：殖民权力的微观映射

（一）“他者”的物化与规训

在鲁滨逊登上荒岛之前，这座岛屿本是自然存在的“无主之地”，但在殖民叙事的逻辑中，“无主”即意味着“待征服”。当鲁滨逊将荒岛命名为“我的岛”时，他已完成了对土地的“主权宣称”。而这种宣称的真正实现，需要通过对“他者”的控制来完成——“星期五”的出现，正是这一逻辑的关键环节。

在小说中，“星期五”最初是一个被追捕的“食人生番”，其形象被刻意描绘为“赤身裸体”“毛发蓬乱”“语言不通”的“野蛮他者”。这种对“他者”的“去人性化”描述，是殖民叙事的典型策略：通过强调他者的“原始性”“落后性”，为殖民者的“文明使命”提供合理性。鲁滨逊第一次见到“星期五”时，首先注意到的是“他的肤色是那种不寻常的深褐色”，而当“星期五”表现出对同类的“野蛮”（如食人肉）时，鲁滨逊的反应是“我感到一阵恶心，几乎要呕吐”。这种身体反应的描写，实质上是在强化“文明/野蛮”的二元对立，将“星期五”置于需要被拯救的“他者”位置。

更值得注意的是“星期五”被规训的过程。鲁滨逊首先教他说“主人”（Master）这个词，这是权力关系的直接确立。接着，他开始教授“实用语言”，如“是”“不是”“过来”“走开”等指令性词汇，这些语言的功能并非交流，而是控制。随后，鲁滨逊试图用宗教信仰“净化”“星期五”的灵魂，他向“星期五”讲述上帝创造世界的故事，批判其原有的“偶像崇拜”，最终让“星期五”接受了基督教信仰。这种从语言到宗教的全方位规训，本质上是将“星期五”从一个“自然存在的他者”转化为“殖民体系中的从属者”。正如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所言：“殖民权力的运作，不仅在于物理上的控制，更在于通过文化规训让被殖民者主动认同殖民者的价值体系。”

（二）主仆关系的“温情”包装

在小说中，鲁滨逊与“星期五”的关系常被解读为“救命之恩”与“忠诚回报”的温情故事，但这种叙事恰恰掩盖了殖民权力的不平等本质。鲁滨逊救“星期五”的直接动机是“我想，这可能是上帝派来陪伴我的”，而非单纯的善意；而“星期五”的“忠诚”则是规训的结果——他不仅要服从鲁滨逊的指令，还要主动维护鲁滨逊的权威。例如，当鲁滨逊教“星期五”使用枪支时，“星期五”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但这种热情并非出于对武器的兴趣，而是对“主人”认可的渴望。

小说中还刻意强化了“星期五”的“感恩”形象：“他常常跪在地上，吻我的脚，然后又做各种手势，表示他会永远为我效劳。”这种“感恩”的表演，实际上是被殖民者在殖民权力下的生存策略。正如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指出的：“被殖民者的‘温顺’与‘忠诚’，往往是殖民话语建构的产物，目的是让殖民关系显得自然且合理。”鲁滨逊与“星期五”的主仆关系，正是通过这种“温情”的包装，将殖民权力的压迫性转化为“文明对野蛮的拯救”。

二、空间重构：殖民扩张的地理实践

（一）荒岛的“发现”与“命名”

在殖民叙事中，“发现”是权力确立的第一步。鲁滨逊登上荒岛后，立即开始了对空间的“测绘”与“命名”：他将登陆点称为“我的港口”，将山洞改造成“我的城堡”，将一片空地命名为“我的种植园”。这些命名行为并非简单的标识，而是对土地的“符号占有”。正如殖民者在新大陆将土著地名替换为欧洲地名（如“新阿姆斯特丹”“新英格兰”）一样，鲁滨逊通过命名将荒岛纳入了欧洲的认知体系，使其从“未知之地”变为“已知的殖民地”。

更关键的是，这种“发现”被赋予了“文明使命”的神圣性。鲁滨逊在日记中写道：“我必须让这片土地变得有用，就像上帝赋予人类的责任一样。”这里的“有用”，指的是符合欧洲的生产方式——他开垦土地种植大麦和水稻，圈养山羊作为家畜，建造仓库储存物资。这些行为表面上是生存需要，实质上是将欧洲的农业文明强加于荒岛的自然生态。正如马克思所言：“殖民扩张不仅是领土的占领，更是生产方式的移植。”鲁滨逊对荒岛的改造，正是欧洲殖民扩张中“文明开化”叙事的文学缩影。

（二）空间的“边界”与“控制”

为了巩固对荒岛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