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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数学老师

“二次函数的顶点坐标，就像咱们学校老槐树的树顶，找准了对称轴这条‘主干’，往上一攀就着了！”讲台上，李老师手里的粉笔在黑板上划出一道优美的抛物线，阳光透过窗户落在他沾着粉笔灰的袖口上，把那片洗得发白的布料染成了暖金色。这是我初中第一节数学课的场景，也是我对李老师最深的初印象——这个戴着黑框眼镜、笑起来眼角有细纹的男人，总能把枯燥的数学公式讲成我们身边的故事。

李老师今年四十出头，教龄比我们的年龄还大。他的教案本永远是学校小卖部最普通的软皮本，但每页都写得密密麻麻，公式旁边画着小图标，重点处用红笔圈出，偶尔还会夹着几片干枯的银杏叶当书签。有一次我去办公室问题，无意间瞥见他桌角堆着的旧教案，最上面那本的封面都磨得起了毛，里面的字迹从青涩到沉稳，记录着十几年的教学时光。“数学是活的，教案也得跟着学生变。”他察觉到我的目光，拿起那本旧教案翻了翻，“你们这届孩子思维活，我得把例题换成你们熟悉的游戏关卡、动漫情节，才能勾住你们的注意力。”

果然，李老师的数学课从来不会让人犯困。讲概率的时候，他搬来一筐乒乓球，红的黄的绿的混在一起，让我们分组摸球记录数据，最后再用摸球结果推导概率公式；讲几何证明题，他带着我们去操场，用卷尺量篮球架的高度、跑道的宽度，让我们在实际测量中理解“全等三角形”和“相似多边形”；甚至在讲负数的时候，他还编了个“温度闯关”的小故事，把正数负数比作闯关路上的“正数怪兽”和“负数精灵”，让我们在角色扮演中就掌握了正负加减的法则。

我曾经是班里的“数学困难户”，第一次月考数学只考了58分，试卷上的红叉像一张张嘲笑的脸。发试卷那天，我攥着卷子躲在走廊尽头哭，李老师找到我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根雪糕，是我最喜欢的草莓味。“哭解决不了问题，但吃根雪糕能让心情变好，心情好了才能打败‘数学小怪兽’啊。”他蹲下来，用袖口帮我擦了擦眼泪，然后把试卷铺在台阶上，从最基础的选择题开始讲起。那天的阳光很暖，雪糕的甜味混着他身上淡淡的粉笔灰味，成了我记忆里最特别的味道。

从那以后，李老师每天放学后都会留我在办公室补数学。他不像别的老师那样逼着我刷题，而是先跟我聊天，问我觉得哪个知识点最难，为什么觉得难。我告诉他我最怕应用题，一看到“甲乙两地相距”就头疼，他就从我的兴趣入手，给我出“动漫展门票问题”“篮球比赛得分问题”。有一次我用刚学的一元一次方程算出了“买多少张动漫展团体票最划算”，他比我还激动，拍着桌子说：“你看，数学不是没用的公式，是帮你解决问题的工具！”

李老师不仅关心我们的学习，更在乎我们的成长。班里有个叫小宇的男生，父母离异后跟着奶奶生活，性格很孤僻，上课总是趴在桌子上睡觉，数学成绩从来没及格过。有一次小宇在课堂上跟同学打架，李老师没有批评他，而是把他带到办公室，泡了杯热牛奶递给他，然后跟他聊起了自己的童年——原来李老师小时候也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也曾因为别人的嘲笑而自卑。那天下午，办公室的门关了很久，没人知道他们聊了什么，只知道从那以后，小宇上课不再睡觉了，还主动跟李老师要了习题册。期末考试的时候，小宇的数学考了72分，李老师在班里专门给了他一个拥抱，还把自己的钢笔送给了他，说：“笔是用来写题的，更是用来书写人生的，好好写，你的人生会很精彩。”

李老师的办公桌上总有一个铁皮盒子，里面装着各种东西：创可贴、退烧药、铅笔橡皮，还有我们忘带的作业本。有一次冬天，我早上着急上学没穿外套，课间的时候冻得瑟瑟发抖，李老师看到后，从办公室里拿出一件军绿色的旧棉袄让我穿上。那件棉袄很大，裹在身上像个棉花糖，我问他这是谁的，他笑着说：“这是我刚工作时穿的，保暖得很。”后来我才从班主任那里得知，那件棉袄是李老师的父亲留给他的遗物，他平时都舍不得穿。

记得初三上学期，李老师的爱人住院了，他每天早上五点多去医院送饭，然后赶在七点前到学校给我们上早自习，晚上放学后再回医院照顾爱人，就这样连轴转了一个多月。有一次他在课堂上突然咳嗽起来，咳得满脸通红，我们都劝他休息一下，他却摆了摆手，喝了口温水继续讲课：“你们现在是关键时期，一节课都不能耽误。”那天下午，他的妹妹来学校替他请了假，说他因为过度劳累引发了肺炎，必须住院治疗。我们去医院看他的时候，他还躺在病床上给我们批改试卷，床头柜上堆着一摞厚厚的习题册，上面的红勾画得工工整整。

李老师的数学课，从来不止教我们数学知识。他会在讲“等差数列”的时候，告诉我们“坚持的力量就像等差数列，每天进步一点点，积累起来就是巨大的飞跃”；他会在讲“几何图形的对称性”的时候，跟我们说“做人也要像对称图形一样，光明磊落，不偏不倚”；他还会在我们考试失利的时候，用“函数图像有低谷就有高峰”来安慰我们，在我们取得成绩的时候，用“质数虽然独特，但也要融入集体”来提醒我们不要骄傲。

初三下学期的最后一节数学课，李老师没有讲题，而是